返回目录：游戏攻略
小说人物形象
在乡村社会背景下，芦焚小说里出现了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类是受尽欺压，乃至被残杀而永无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头》里的孙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头》里的孙三是个受压迫的乡村小人物，无辜遭人陷害，被诬与别人勾结，偷了庞局长的无匹骡子，结果被军警杀死，人头被挑回来，钉在村里的槐树上示众。小说通过村人的议论，从侧面写出孙三永远无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类是历尽人生险恶，到头来却落得茫无从去向者，如《过岭记》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头，《鸟》里的易谨等等。这些人物，虽然其身份与个人经历不同，但无论是中途踬覆的过客，浪迹归来的游子，还是酒徒、女巫、寡妇，其精神气质都是强壮的、倔强的与和平的，他们都具有一副潇洒而极为倔强的风貌，宛如一身仆仆风尘却仿佛永远不能歇脚的过客。他们走出去时是一颗伤感的心，回来时还是一颗伤感的心。
在这两类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争，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孤傲的藐视与远离。
作品特点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该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66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马可·波罗游记》是北京正蒙印书局于1913年出版的图书。作者马可·波罗。
作品有《马可·波罗游记》。在这篇作品中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书中写道：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
从《马可·波罗行纪》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 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行纪》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行纪》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行纪》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所有东方史籍并没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疑马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挺马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但是这是所有史料中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且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疑马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挺马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挺马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疑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挺马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疑马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既然不是做官，那他住在那只可能是两个原因：其一，他喜爱扬州；其二，是肩负了元廷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挺马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疑马者：把自己待在扬州的目的也忘了？ 典型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
疑马者：而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各种中国奇特事物。
1、关于长城
挺马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疑马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2、关于茶叶
挺马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疑马者：游牧民族以奶肉为主食，从来没有不嗜茶的蒙古人。所以中原历代王朝都把茶叶视为牵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物资，严禁擅自出口给少数民族，以至明太祖还为此杀了一个驸马。而忽必烈自己也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中原人好茶也是天性，马可波罗如果真的在中国生活过十几年还做过官，不可能没有接待过汉人，难道这些汉人都是喝咖啡的？
3、关于汉字与印刷术
挺马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疑马者：十几年在中国，不认识汉字，还没见过汉字吗？所有汉字出版物整齐划一、一模一样的字体看不出来？而且当马可·波罗写书的时候，欧洲处于手抄书的年代，他当时费劲巴力的找人抄书出版，为什么不用印刷术这种方便、准确而廉价的方式出书？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4、其他中华民俗事物
挺马者：对于中医、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疑马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0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况且，就算真的没见过这些事情，老马一个番邦人，十几年在中原都不会水土不服、不生病的？难道没有一个中医给他看过病？
挺马者：《马可-波罗行纪》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挺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1、襄阳献炮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挺马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疑马者：“亦思马因”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作为天主教徒的马克波罗不会用这个名字。而且《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挺马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疑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2、宗教问题
疑马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挺马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疑马者：元朝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末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马可·波罗时代的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3、其他
疑马者：蒙古大汗铁木真与忽必烈的名号，早已随着蒙古铁骑远征世界的脚步，在欧洲家喻户晓了，谁谁都能把蒙古大帝国的各种轶事说个三三两两。而《游记》中道听途说、尽人皆知的特大新闻和错误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挺马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疑马者：老问题，为什么要手抄？为什么不印刷？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词汇。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虽然是别人用法文写成此书，但书中很多名称却只有波斯语译法，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挺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疑马者：可笑到不值一驳。忽必烈大汗、蒙古朝廷上下平时都说波斯语？波斯语什么时候成了蒙古帝国的官方语言了？ 马可·波罗只是和哥伦布一样产生了误会。
挺马者：哥伦布到死也认为自己找到了印度，马克波罗估计也一样，因为蒙古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帝国下属的六个汗国都是元帝国皇帝蒙古大汗的属地，所以中西亚地区的蒙古臣民也都可以自称为“中国人”。
疑马者：这种解释无视了中国人（汉人）在蒙古帝国中处于最下层的事实。因为在中世纪的中西亚乃至欧洲，“中国人”（Chinese）的概念与“蒙古人”（Mongolian）或“鞑靼人”（Tatar）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有一种含义，就是发明瓷器与丝绸的“汉人”。因此，作为色目阶层的中西亚地区的民众，可以自称蒙古臣民、色目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各种人，却绝不可能将自己贬为当时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汉人）。你会对外国友人自称“奴才”么？ 据说马克波罗临终时释放了一个属于他个人财产的蒙古奴隶。
挺马者：这说明他的确到过中国，至少是蒙古帝国。
疑马者：敢把作为帝国特权阶级、一等公民的蒙古人当奴隶贩卖的地方，可能是在帝国领地吗？ 其他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以至于今日，在马可·波罗的家乡，“马可·波罗”已经成为一句谚语，意为“大忽悠”。
4、马可波罗自称游历了中国大部，但却对元朝的行政地区划分毫无了解。只是单纯地把北方称为“契丹省”，把江南称为“蛮子省”。而在具体城市的描述中，马可·波罗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层级分明的地方行政区划，常常把“省”、“城”、甚至“国”的概念混淆，如武威、宁夏、福州等，将“某某城市”、“某某地区”称为“某某王国”的错误比比皆是。
5、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行纪》，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然后，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行纪》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行纪》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行纪》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行纪》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行纪》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行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它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对东方充满向往；也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理想上的对象。 这幅14世纪描画描绘的是大汗的子民用纸币兑换银子的情景。右边主仆三人一行前来兑换纸币，以便于旅途携带。他们都是中土的打扮，而大汗的臣民则是波斯的着装，监官则更像是俄罗斯的风格，这也体现出了大汗的疆域辽阔。但在当时的西方，人们还不知纸币为何物，他们把纸能等同银子的想法看为是极其荒谬的。他们还曾经要求马可·波罗收回这些无稽之谈。
但作为混迹于商人之中的马可波罗，如果说他是在波斯同行那里见过元朝的纸币，那根本一点也不稀奇。以此对纸币的描述作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实在是太过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