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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制中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e69da5e6ba90e79fa5e98193338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其实不然。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炼。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日人大庭
潘仕权——清乾隆皇帝启蒙老师潘仕权，字三英，号龙庵，生于康熙四十六年，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尤精象、数、音律、八卦，著有《学庸一得》、《大乐元音》、《洪范补注》等书，颇得吏部尚书赞赏。在京时为钦天监博士、太常寺博士。潘仕权出生在湘西舞水河畔的荆坪古村，荆坪自古以来就对易经特别信奉，整个荆坪村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龙脉。潘三英出生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当然很早就接触了易经等天文地理学说，所以他十六岁就进京，雍正年间考补天文生，后授予钦天监，为皇宫中的御用风水先生，撑管礼乐。此时正值大清朝的“康雍盛世”，天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时康熙最疼爱的小孙子弘历出生了，弘历从小就十分聪明活泼，深得康熙皇帝的宠爱。但弘历从小就不太喜欢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八股文，皇上请了很多博学多才的翰林大学士来教他都无济与事。久而久之，弘历都不肯开口说话了，这可急煞了皇宫上下文武百官们。实在没办法，一天足智多谋的大学士纪晓岚向皇上献计：“皇上，听说太常寺有位钦天监潘仕权很厉害，要不把他请来给弘历上上课试试如何？”皇上正犹豫着想：“一个钦天监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满朝的文武百官翰林院大学士都没有办法，难道他还有什么过人之处？”纪晓岚见皇上拿不定主意又说：“那就叫他先试教三天看看，如果太子爷开口说话了就继续用他，否则就把他处置了吧。”皇上还是有点不放心地说：“纪爱卿你看着办吧。”就这样，纪晓岚亲自来到太常寺内求见潘仕权。因为潘仕权早就算到皇上会派人来找自己去教太子，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一早就在房间里打座念禅。等到纪晓岚来到太常寺找他的时候，他已闭关座禅了，纪晓岚只好在外面等。几个时辰过去了，还不见潘仕权出来，纪晓岚有点坐不住了，但他心里清楚的很，此人博学多才、造诣高深，是不可多得的贤才，不可轻易打扰。所以他只好在外面说：“潘老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求，只因先生有事在身不便打扰，我明天再来吧。”到了第二天，纪晓岚如期而来，但潘仕权闭门打座，仍不接见。直到第三天，潘仕权才出门接见纪大学士，一见面不容纪晓岚开口，潘仕权就说：“先生是想要我去教太子爷弘历吧。”纪晓岚心想：“果然是高人，早已算到了。”潘仕权接着说：“别的我没什么，只是有一事想请纪大学士先答应我如何？”“先生请说。”潘仕权沉思片刻说：“我只教三年，而且无论我怎样教你们都不准干预我，弘历登基后就准许我告老还乡。”纪晓岚也是聪明人，心想他一定是害怕皇宫里人心险恶，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吧。想到这里也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在弘历六岁时，潘仕权开始做起了太子爷弘历的启蒙太师。他深知弘历天资聪明，只是因为长期受到不正确教育方式的压制而导致的沉默寡言。潘仕权一开始并没有教弘历学习文化，而是找来一帮子年龄相仿的阿哥、格格们陪他天天玩乡下的一些土游戏。晚上就边弹奏自编的宫庭音乐边给他讲天文星相，讲民间神话故事。说来也怪，过了三天弘历真的开口说话了，而且比以前更活泼聪明。这下可把皇上高兴坏了，文武百官也对潘仕权另眼相看，但其中那些个大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32学士们却不很服气。潘仕权从此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教了弘历三年，期限满了后仍回到他的太常寺做钦天监。这以后，潘仕权几次想告老还乡却都得不到皇上的恩准，弘历登基后还是得不到恩准，因为皇宫上下都不愿这么一位才学高深的风水先生离去。直到潘仕权四十二岁那年，从家乡传来噩耗，父亲年老去世了。这才借丁忧三年的机会向皇上恩准其告老还乡，因为乾隆对他这位启蒙恩师感情至深，临走之前把潘仕权传到身边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您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为使恩师能荣归故里，特为恩师备了七顶官帽，您随便挑一顶吧。”潘仕权沉思许久，回答说：“臣对皇上忠心耿耿，不求高官奉禄。”乾隆感触地说：“恩师真是高风亮节，两袖清风呀，我朝如都能像您这样，那我大清江山定能保万万年。”乾隆感动之余御笔给恩师提写了一封圣谕“见官高三级”。潘仕权回乡后，在当地的威望很高，也为荆坪村的文化、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有了皇上赐的这封“见官高三级”的圣谕，在当地的官员和路过此地的文武百官都得敬他三分，所以在荆坪古渡码头边修有一座“下马亭”，上书“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 直到解放后才被拆除。清乾隆皇帝老师徐用锡徐用锡，原名杏，字增长，号鲁南，清代宿迁大兴集北汉林庄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登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预修《朱子全书》、《周易折衷》、《性理精义》等书，五十四年(1715年)分校会试不久被免官归里。乾隆初年，授翰林院侍读，以80岁高龄参与纂修《三礼》，后以原来官职的品级而告老还乡，卒于家。据宿迁文史资料记载，徐用锡在宿迁城内有别墅一处，位于极乐庵草园南、华陀殿北。徐用锡自幼即以好学知名，后游学京师，遂入大兴县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人。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聘请他教自己几个孙子，并时常同他一起讨论治学的道理和方法。于是徐用锡学问大进，于经、史、性、理，旁及乐律、音韵、历数、书法，都有精深造诣。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宿迁，驻跸宿迁皂河行宫，忽然想到自己的老师徐用锡就是宿迁人，便叫御史传报要去登门拜望。徐用锡闻之，想起当初在翰林院任侍读，由于治学严谨，对乾隆皇帝因年幼贪玩曾予以严厉的体罚，不由地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他与家人商议好，令全家人披麻戴孝，高搭灵棚，谎称自己暴病身亡。乾隆皇帝驾临徐府，一见老师突然过世，心里非常悲痛，便决意要前往祭拜。徐用锡于灵榻上听得真真切切，因为是装死并未入殓。也想，要是乾隆真的拜了他，事情就闹大了，便急忙折身爬起，扑跪到乾隆皇帝面前请罪，说明自己装死的原委，请求乾隆皇帝治罪。哪知乾隆皇帝听了哈哈一笑，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大加赞赏他当年治学有方，如果不是先生昔日谆谆教导，乾隆哪有今日如此的长进呢？言罢，君臣重新使礼共叙旧情。为此，乾隆皇帝宿迁拜老师的故事，一时在城乡传为佳话。徐用锡死后葬在宿迁北马陵山西麓(今属新沂市)，就是人们常说的翰林墓。墓三面环山，前临绿水。在墓的东面右侧另有9座小山丘环绕墓地，当地人称为“九龙抱珠”。墓前有碑，碑文镌刻的是“清侍读徐公用锡之墓”。过去，墓地有族人出钱请人看管，现墓与碑保存完好，是马陵山名胜景点之一。
钦天监，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钦天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明代沿用的历法计算方式误差较大， 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恰在此时，传教士带来了斩历法。
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个明清之际的著名传教士。他是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明天启二年(1622)进人中国，取汉名汤若望。他有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预备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他不仅是天文学家，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帮助祟桢皇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在对抗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使得明、清双方都将他当成不可多得的全
能人才。
崇祯十七年(1644)，他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坚持留在北京。六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命令城内居民搬出城外以安置大军，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获得清政府的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和为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
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1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
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的尊崇，在中国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多尔衮极尊重他的意见，顺治的生母也因为汤若望治好了自己侄女即顺治皇帝未来皇后的病而感激之至。少年顺治皇帝听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对这位西洋教士的褒扬，自然产生信赖感，更由于顺治帝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顺治八年(1651)一年之内，汤若望连升三
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顺治十年(1653)，赐给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获赠·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不仅如此，顺治帝还经常御驾汤若望府邸，长时间畅谈。这种做法被认为尊卑不分、有违礼教，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虽然如此，汤若望仍借助与顺治皇帝的亲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63近关系，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 ，
汤若望早在刚担任钦天监正一职时，便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顺治十四年，顺治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1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的尊崇，在中国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多尔衮极尊重他的意见，顺治的生母也因为汤若望治好了自己侄女即顺治皇帝未来皇后的病而感激之至。少年顺治皇帝听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对这位西洋教士的褒扬，自然产生信赖感，更由于顺治帝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顺治八年(1651)一年之内，汤若望连升三
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顺治十年(1653)，赐给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获赠·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不仅如此，顺治帝还经常御驾汤若望府邸，长时间畅谈。这种做法被认为尊卑不分、有违礼教，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虽然如此，汤若望仍借助与顺治皇帝的亲近关系，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 ，
汤若望早在刚担任钦天监正一职时，便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事实上，汤若望也经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灌输基督教义，顺治皇帝也阅读了有关书籍。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竟达上万人。
顺治十八年(1661)，才二十四岁的皇帝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年仅八岁的小皇帝康熙，宫内由祖母皇太后照料，朝中则由四位顺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联合执政，实权人物则只有鳌拜。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首先是顺治末年，一个略有小名的文人杨光先写作《摘谬论》和《辟邪论》，投疏到礼部，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在前书中，杨
光先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地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在后书中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由于顺治帝尚在世，礼部官员拒绝了杨光先的弹劾申请。传教士一方于康熙三年由利类思创作(天学传概)，介绍天主教的产生及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反驳杨光先的指控。文中过分夸大基督教义的神圣，激化了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包括儒士、回教徒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来越复杂。
康熙三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等人犯有三条大罪：阴谋叛逆、宣扬邪教和传布错误的天算学。长期审判的结果是，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各地传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但在审判的最后关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和仆人才被释放，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死。不久汤若望病故，葬于利玛窦墓旁，集中到北京的二十五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走马上任后，他遇到历法推算的技术问题，杨光先恢复大统历和回回历，结果当然错误百出。康熙年事稍长，不满于鳌拜的专权，从钦天监人手追查。康熙八年(1669)春，康熙仿效乃父顺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和杨光先实地测试，以辨优劣。经过几次考查，杨光先败下阵来，被革职，病死在回安徽老家的途中。
康熙皇帝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南怀仁接任钦天监监正，经过这一重大曲折，中国天文学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以后历任钦天监主要官员均为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在天文学上取得胜利，传教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清政府对传教活动的控制康熙中后期以后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
参考资料：http://sfun.nease.net/mi/mita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