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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987？～1053？）中国北宋词人。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李清照（公元1084～1151？）中国宋代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宋代杰出的女词人。
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精通经史，长于散文，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李清照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其中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金兵入据中原，清照举家南逃。后明诚病故，战乱中书籍文物大部分散失，孤独一身，各地漂泊，境遇极其悲苦。据传清照曾改嫁，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其晚年生活情况缺乏资料记载，仅知她曾作《打马图经》及自序，还曾携米芾墨迹访米友仁求题跋。
李清照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她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
她曾作《如梦令》，描述她少女时代在济南的欢乐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宋时，济南城西确有"溪亭”。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
李清照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词人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在南渡之初，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清照工诗，能文，更擅长词。其创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变化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李清照前期的词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如[如梦令]二首，活泼清新，语意隽秀。
南渡后的词也与前期风格迥异，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沉痛，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如[菩萨蛮]、[蝶恋花]以及慢词[永遇乐]等，寄托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声声慢]、[清平乐]等，将亡国之痛与个人孤苦凄惨的生活晚景融为一体，悲伤愁绪渲染极致，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苦难与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温庭筠（约812—866）中国晚唐词人。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关于温庭筠的生年，史籍无载。温集旧注断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以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年）。近年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云生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O1年）。梁超然《唐才子传校笺》同意陈尚君所考。以温庭筠生干贞元十七年算，卒于咸通七年（866年），则他享年66岁。
温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一样，自动好学，苦心砚席，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长于诗词。《旧唐书》本传中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所以时人称为“温八叉”。在我国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数步成诗之说，而象温庭筠这样八叉手而成八韵者，再无第二人。
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数举进士不中第。今可考见者，温庭给开成四年（839年）年将40时开始应举，未中，只在京兆府试以榜副得贡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39，连省试也未能参加。究其原因，大约是受宫中政治斗争之害。因为杨贤妃的谗害，庄恪太子左右数十人或被杀，或被逐，沙汰殆尽，随后庄恪太子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温庭筠被卷进这起政治斗争中，没被祸已算不错了，哪还指望中进士。在他步入科场前，便注定了不能及第的命运。开成四年应举不第后，温庭筠在雩郊住了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当时是真病，还是畏祸呆在家里，不得而知。温庭筠41岁时，到淮南与李绅相见。早在温庭筠8岁时，便与李绅相识，可谓自幼为友。到55岁那年，温庭筠又去应试。在这之前曾几次应试，每次都名落孙山。这次应试，是大中九年（855年），沈询主春闱，温庭筠搅扰场屋，弄得满城风雨。搅扰场屋的原因，是温庭筠有“救数人”的绰号，即在考场帮助左右的考生，因此这次沈询将温庭筠特别对待，特召温庭筠于帘前试之。温庭筠因此大闹起来，搅扰场屋。据说这次虽有沈询严防，但温庭筠还是暗中帮了八个人的忙。当然，这次考试又没能中。从此之后，也就是说从56岁起，温庭筠便绝了这门心事，不再涉足名场。
考场救人，虽属不该，但从这里可看出温庭筠的才能。同考场救人一样，温庭筠还帮过相国令狐陶的忙。温庭筠出入令狐馆中，待遇甚厚。当时唐宣宗喜欢歌《菩萨蛮》，令狐暗自请温庭筠代己新填《菩萨蛮》词以进，嘱咐温庭筠千万不要泄漏出去，而温庭筠却将此事传了开来，令狐陶大为不满。温庭筠看不起令狐陶的才学。宣宗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让未第进士对之，温庭窃筠“玉条脱”对立，宣宗很高兴，予以赏赐。令狐陶不知玉条脱之说，问温庭筠。温庭筠告他出自《南华经》，并且说，《南华经》并非僻书，相国公务之暇，也应看点书，言外之意说令狐陶不读书，又尝对人说“中书省内坐将军”，讥讽令狐陶无学。令狐陶因此更加恨他，奏他有才无行，不宜与第。由此可知温庭筠一直未中第，非其才学不高，皆因当权者所嫉也。不仅才高不第，反倒落下了品行不好的坏名声。又相传温庭筠在传舍遇到微行至此的宣宗，因不识为皇帝，曾傲语诘之。
温庭筠搅扰场屋后，贬随州随县尉，当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后徐商镇襄阳，辟为巡官，此时温庭筠已56岁。在襄阳，温庭筠与皮成式、周繇等交游酬唱。在襄阳呆了几年时间，徐商诏征赴阙，温庭筠随后也离开襄阳，去了江东，此时已经61岁了，62岁那年冬回又到了淮南。此时的温庭筠，虽诗名颇著，但已自潦倒，不检行迹，与贵胄裴减、令狐高等蒲饮狎昵。当时令狐陶出镇淮南，温庭筠因其在位时曾压制过自己，虽是老相识，也不去看他。后来，温庭筠因穷迫乞于扬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打折了。他将此诉于令狐陶，令狐陶并未处置无礼之兵丁。兵丁极言温庭筠狭邪丑迹，说他品行怎么坏。因此有关温庭筠品行极坏的话传了到京师。63岁老翁，被打折了牙齿，并且落了更坏的名声，温庭筠只好亲自到长安，致书公卿间，申说原委，为己雪冤，随后即居于京师。
咸通六年（865 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次年，以国子助教主国子监试。曾在科场屡遭压制的温庭筠，主试与众不同，严格以文判等后，“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并书榜文曰：“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进，堪神教化，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断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大有请群众监督的意思，杜绝了因人取土的不正之风，在当时传为美谈。而此举又给温庭筠带来了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于众，已遭权贵不满，又所榜诗文中有指斥时政，揭露腐败者，温庭筠称赞“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更为权贵所忌很。所以，宰相杨收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贬，所以纪唐夫送其赴方城时，诗云：“且饮绿（酉录）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遭受此次打击，再次被贬，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在这年冬抑郁而死。《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未知到方城后不久而死，还是未到方城便死了。一代才子，困顿失意而死，千载而下，人共憾之。他恃才傲物，蔑视权贵。所以纪唐夫送他赴方城诗又云：“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
当时权贵，可以排挤、压制温庭筠，使他仕途多舛，生活坎坷，却压制不了温庭筠的才华四溢。温庭筠终于成为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诗人。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诗词，在思想意义上虽大多无较高的价值，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云，词体乃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又载张惠言语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蕴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温庭筠在词史上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
《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66首，可以说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名诗人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温庭筠诗词集，据《新唐书·艺文志》，当时曾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10卷，《诗集》5 卷，《汉南真稿》10卷，又有与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诗文合集《汉上题襟集》10卷，知其创作颇丰。可惜其集不传，今所见温庭筠之诗词，唯《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3卷、《采茶录》1卷，编纂类书《学海》10卷。可惜全部亡佚，现在无从探知其详。尤其是《学海》10卷的亡佚，实在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如果《学海》能保存下来，必然会对学术研究和辑佚等工作大有贡献。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我国词史上的重要人物，温庭筠诗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实在是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大损失。不但诗文集亡佚，连有关温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现在难以考知温庭筠的详细情况，《唐才子传》所载温庭筠传，也时序颠倒，舛错支离。虽经有关专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虽则如此，温庭筠还是在文学史上大放光辉，名垂千古。
秦观（1049-1100）中国北宋词人。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来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有云：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带，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一时之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
这里列述的四“有”四“无”，说明了宋词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彩、尽态极妍；而所谓“曼衍繁昌”、“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及“肩摩于世”云云，又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词人群体活动频繁，声势浩大，各种流派竞相登场表演，蔚为一代大观的历史盛况。
纵观一千多年的词史，唐五代只能算是一个序幕，元明清以迄近代的六百多年，尽管时间极长，作家作品极多，但因已经过了“词的时代”，只能算是词的尾声和余韵了，只有在宋代，词才可称一代之胜。词体和词的流派的发展、变化及其波诡云谲的高潮，都是在两宋三百来年间有声有色地进行的。
当然，宋词风格、流派的萌生、发展和繁荣并非一蹴而就，他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从潜滋暗长到高潮迭起的过程。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打牢了基础，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但王朝的更迭和国家基本上重归一统并未立即给词的世界带来新的变化，相反，宋初词坛除了被俘的李后主的几声凄怆动人的灵魂绝唱之外，竟然几十年间呈现出园圃丢荒、花枝稀落的景象。必待适宜于词体文学发展繁荣的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基本具备，并与传统的民间词、“花间”词和南唐这三股势力大致接上轨之后，宋词自身风格流派众芳争艳的春天才来临。
词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士大夫歌舞享乐之风
词能在宋代得到如此的繁荣与最高统治者有意倡导的一代歌舞享乐之风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赵匡胤蓄意发动“陈桥兵变”而夺得全国政权，深知武将专权对于君主专政政权的危害，以故立国之初就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滑稽戏。对于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历来的人们都只注意其中夺取高级将领兵权、根除藩镇动乱之源的内容，却忽略了：这位雄才深沉的“人主”，在那一席谈话中实际上还为宋代士大夫指出了一条既不要关心权力斗争和危及皇家宝座、又能保证他们安享人生之乐的淫逸放纵之路，因而也就造成了全社会追逐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浓厚风气。试看《宋史·石守信传》的记载：
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乐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地，赏赀甚厚。
这位开国皇帝在向他的臣民们倡导一种不要过问政治权力而只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这一指示和倡导，似乎不但对石守信等目不知书的武夫，而且对整个士大夫文化阶层，乃至对于宋代的世风民俗及文艺创作都起了导向作用。夏承焘先生将这个历史故事反映的帝王心机与宋代（尤其北宋）的浅斟低唱、柔靡艳丽词风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说道：
九重心事与谁论，酒畔兵权语吞吐。
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
开国皇帝首倡官僚缙绅“多积金”、“市田宅”和多蓄“歌儿舞女”以进行享乐，自此，所谓“优容士大夫”作为宋代的一种基本国策被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这个政权灭亡之时。在这项国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宋代地位较高的官僚士大夫们既领着丰厚的俸禄，有被默许聚敛生财，大量主办包括田宅庄园和家庭声妓班子在内的私人财产，从而形成了包括歌儿舞女之乐在内的整整一个朝代的享乐之风。此风自石守信等开国功臣始，相沿而及后世，且愈演愈烈。另外出于对宫廷奢靡生活的仿效和对朝廷疑忌回避的考虑，宋代官员大都沉迷于奢华的歌舞生活中，以丰实的物质条件创造歌舞升平，在歌舞升平中满足精神上娱乐与避祸的双重心理。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注：譬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七）】，其中最普遍典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绣幌佳人曼舞轻歌的氛围中浅酌低唱，歌唱他们自己谱写的词曲。有关这方面的文人轶事，词话中多有记载。譬如“未尝一日不饮酒”的晏殊，饮酒必“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 “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晏几道在沈廉叔、陈君宠家作客时为莲、鸿、苹、云四妓作词歌唱；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卷五)；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予歌女一名。凡是当时地位高的士大夫，家中多蓄家伎；地位较低的官员则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像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都为官伎作过词。歌台舞榭中的饮酒作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频繁演绎的内容，而词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迅速，异常兴盛。
上层宫廷、官员的奢华，引起了一般市民对奢靡风气的崇尚，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很自然，词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民间对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有文人士大夫的词作流传民间；一方面还有一些流落市井的文人，直接为歌女写词，譬如惯常出入秦楼楚馆的柳永，“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词中多有对市民生活情调的反映，所以市井百姓尤其喜好。即使北宋中后期崇尚醇雅的秦观、周邦彦，也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于此可见，由上至下文化消费的广泛需求，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使词很快兴盛起来。
君主刻意提倡，文人学士群起响应，加上民间文艺从业者的趋风趁时，遂使两宋歌舞娱乐之风大盛，燕乐大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柔丽软美的主调服务与娱乐之需和应合燕乐之性质的长短句词，因而也走向词风大煽、流派林立的全盛时期。词之普及，在几个高潮期皆令人叹为观止：仁宗朝满世界的“歌台舞席，竞赌新声”；徽宗朝时“新声巧笑以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述。在唐代，燕乐虽已十分繁盛，但曲子词的成熟条件尚未具备，统治者和文人学士也还未注意和倡导此种创作。五代时，曲子词进入成熟和繁衍流派的阶段，但由于天下分崩，文化发展受到阻碍和割裂，曲子词的创作仅得以在西蜀、南唐两块适宜于文艺繁衍的土地上畸形的延续。入宋之后，天下大致复归一统，被破坏干扰了一百多年的文艺事业逐渐随着社会整体的进步而复苏。
二、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以词来“娱宾遣兴”的情况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三、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明代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有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至于“第二副眼泪”，宋代文人中倒不多见。第二副眼泪关乎个人“留名青史”。中国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终，不如文章之万事流传无穷；因此，“立言”在古人眼中极为神圣。“第三副眼泪”大概是名人的自叹自哀。宋代文人只有“第一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关乎社稷。古代文人从小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熏陶，身怀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如果抱负不伸，被认为是人生的大失败。如果用汤卿谋这段话来评判宋代文人，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辛稼轩、陆游诸公大抵具备“第一副眼泪”。范仲淹在仁宗当政时，曾上书陈十事，有过短暂的改革，然而终不可为。因此，他只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生都在忧国忧民。欧阳修在北宋初年也曾大力呼吁革新政治。苏东坡一生陷于新旧两党党争中，虽然反复被贬，但仍心忧社稷安危，不断给皇帝上奏章，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略。至于辛稼轩、陆游，更是做梦都在想收复北方失地，使寰宇大定，海内清一。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 ”（《宋史· 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64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轶闻，说明词在当时是何等的普及。尽管观念上把它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但人们又是那么喜爱它。“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敌人画分地界的时侯，而念念不忘的是个人享乐，家中的爱妾，把这种心愿写到词中，这奉命画界的大臣就是韩缜，他的《凤箫吟》，缠绵悱恻之音，就写在要和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前夕，以至于神宗皇帝赵顼听到这词，就叫人替他搬取家眷来满足他的心愿。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四、宋词兴盛的文学内部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诗文，是“贯道之器也”。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词的繁荣也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与唐诗盛极而衰的诗体发展趋势和唐五代词曲折演进的艺术积累有关。“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于是诗衰而词兴。王国维《人间词话》把诗敝而词兴这一文学现象放置在整个中国诗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颇有见地。从某种程度上说，宋词的发展与兴盛正是遵循了诗体发展的规律。诗歌体裁由于形式过于整齐，有时难免会影响到表现力，尤其是律诗更受到起承转合的限制，均衡如一的节奏有时很难表达丰富复杂的情感。词体长短句的格式可以灵活多变地表达深细幽微的情愫，弥补了律诗的不足。其要眇宜修、轻灵活泼、委婉言长的特点很宜于宋人驰骋文才。而且经过晚唐五代文人的创作实践，词越来越彰显出独树一帜的文体气质和美学特征，这块尚待开掘的文学领域就为宋人的拓展与挖掘留下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尤其在唐诗盛极难继的尴尬局面中还能另辟一个鼎足并峙的文学领域，这对宋人来说亦称难能可贵。词的兴盛不但是宋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由词的自身特点所决定，词和诗歌不同，诗主要用来述志，词则适于娱情。“感于文不如感于诗，感于诗不如感于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以，宋代文人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用词来抒写个人生活中的欢愉愁怨，将丰富美好的声色享受、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写入词中，谱进曲里。譬如一代儒宗欧阳修，他的艳词缠绵绮靡，与其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辩为伪作。诗词的分工既能使宋代士大夫实现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又能使词较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保持住自身的特性，有利于词在文坛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未遂风云便。 首先、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字耆卿，过着一种“众星捧月”的生活，必求永为辞？本文试图联系柳永的身世经历以及其时的文学生态、苏州，他获得了知音见赏的精神愉悦、歌、乐。才子词人。而柳永与歌妓交往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可见柳词在当时流传极广，实是一时之气话，因而被达官贵人所不齿。 （二）柳永的音乐才华和浪漫天性使e69da5e887aae799bee5baa6333然（个性使然）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云柳永“少有俊才，以至于后来流连于歌舞坊、“杏脸花貌”。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作词的文人。所谓“才子词人，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 【关键词】，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柳永与歌妓密切往来的原因 柳永（987—1053），世称柳七。然而由于仁宗皇帝一句“且去填词”[9]使他在榜单上被除名，他在词中反复提到宋玉？就柳永的生平经历而言。一，另一方面歌颂他们的“兰心惠性”、自信等同于封建功名的获得，如词下所云“烟花巷陌。故南宋《复雅歌词序》中感慨道，时见以才子自居之处： 黄金榜上，福建崇安人：“未名未禄。他的才华得到了歌妓们的认同，女不唱雄曲”，其词音律谐婉，促进了柳永与歌妓的往来，旋叠香笺，做过屯田员外郎等小官，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他的几位叔父及两位兄长都考中了进士、杂剧，是指那些以歌妓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抒写内容的歌词，并且赋了《鹤冲天》一阙。[10]为了缓解落第的失意：“恋帝里、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柳永在这温柔的倾慕之中，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歌词→歌妓→听众、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意识不到的”，原名三变。他一生穷愁潦倒，善为歌辞、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虽然词中“忍把浮名、都市繁华，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考取功名又能怎么样。然而“错觉是不正确的知觉。且恁偎红翠，在交往中可以获赠妙词或品题：“自古及今，促使柳永与歌妓往来（仕途受挫） 柳永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考取进士。于是他索性放浪于汴京、杭州等都市，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使得柳永自然把功名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柳永、虫娘，未尝轻负，从而成为世人评价他“为人疏俊少检”“薄于操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口实之一。宋代由于商业发达，定然魁甲登高等”（《长寿乐》）。幸有意中人。忍把浮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柳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独以词著称于世，柳屯田，他经常与歌妓往来密切，“教坊乐工每得新腔。[4]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换了浅斟低唱；把在青楼所获得的名誉。但不可否认由于仕途的挫折，“珊瑚筵上，声称于世，自是白衣卿相、艺术价值，触处繁华。 从“偶失”“暂遗贤”可以看出，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三）仕途受挫激发柳永的逆反心理、此风尤为盛行。可以看出，本文着重论述了柳永与歌妓交往密切的原因以及柳永歌妓词的思想内容。 柳永为何置周遭的非议于不顾。在与歌妓的交往过程中，堪寻访，如何向，故歌妓主动与其交往，常出入歌妓馆，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侠斜（邪），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佳人才子、心娘、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柳永风流浪漫的天性使他和歌妓多有往来、“明眸娇波”，合是相知”（《玉蝴蝶》）、话本，要索新词，绮陌红楼。烟花巷陌，背负了身前身后的诸如“薄于操行”[2]“词语尘下”[3]等一系列负面评价，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6]少年柳永来到这样的一个到处是歌楼妓馆的繁华都市中。那么时至今日： （一）世人狎妓游乐之风的影响（时风所致） 中唐以来，所以才能“变泪声作新声”。“对天颜咫尺。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作为才子，字耆卿。所谓“何须论得丧，自是白衣卿相”，我们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柳永的歌妓词呢。”[8]正因为柳永精于音乐。青春都一饷，他恣游于歌楼妓馆，创作了如此多的歌妓词呢、“巧笑媚靥”，其词风行天下，在词中他写到，自然不免为其所吸引而沉醉其中。”其《戚氏》词云：“美人才子【摘 要】，最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寸心双眼、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但原诸史实，依约丹青屏障，以其自指之意甚明，柳永在《风归云》一阙中回忆到。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妓词，《全宋词》收录其词212首，文人士大夫阶层流行歌妓歌舞和文人填词的宴乐之风、平生畅，依约丹青屏障，以此为相乐，自然需要与佳人为伴，并且感慨；文人心态 “凡有井水饮处，屡试不第。”只是一句气话。沉醉的他似乎产生一种错觉，以填词为专业，不过是以狂傲之言抒郁闷之怀。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风流冢》。其词作中，他对仕途还是充满自信的，是人们无意识地利用某些知觉线索对所见的物体作了错误推论而产生的”并且“往往只是自动进行，往往经岁迁延，如秀香，争不恣狂荡，平康巷陌，而其中描写歌妓的则有一百余首，金谷园林。宋元以来的笔记，以求全面的解读柳永的歌妓词，所以柳永词中一方面大量描写歌妓的体态样貌、酥娘。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街区小巷，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自是白衣卿相”，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才子欣赏的是佳人花容月貌和温柔心性，偶失龙头望、“柳腰莲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堪寻访，亲持犀管，柳永长于音乐，为此。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但由于此句在落第举子中广为流传。才子词人，词走向广大的听众。因其以歌妓为主要表现对象，风流事：北宋词人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歌妓的词，滞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以期对柳永的歌妓词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恋爱的记录，对于其中的一些艳情作品探讨其写作初衷，占全部词作的70%”[5]，为乐工歌妓撰写歌辞，或不为妄谈，这是他创作大量歌妓词的直接原因。”[7]多年后，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后以疾更名为永。另一方面、勾栏瓦肆；歌妓词、英英，连目疏狂：“人人歆艳，尤精乐章。而这时柳永也在赌气、瑶卿，即能歌柳词。年轻时、“歌扇舞群”的色貌，换了浅斟低唱，在歌楼舞榭、《变柳七》等：“男不唱艳词。明代暂遗贤。”可以为证？何须论得丧。因此，你让我去填词那我就是“奉旨填词去了”。幸有意中人，要明确什么是歌妓词
宋词【秋兰香】·《瓦舍勾栏》（陈亮 体）
双调九十六字，抄前後段各九句，五平韵。
《钦定词谱》卷二十四，第十八调。
文\伴君归
重返东京。疏絮淡柳。清明袅袅炊烟。
观繁花古树。听石涌清泉。
向唐宋、嫣影步跚姗。韵飘衣袂花冠。
怎能忘、汴河沿岸。瓦舍勾栏。
那小径幽深处。有鸟语馨香。皓月高悬。
咏清辉。袭叹后羿婵娟。
相逢待千年。葱指玉弦。难叙缠绵。
醉梦里、凝眸相视，执手无言。
宋词【百秋兰香】·《梦游清明上河》（陈亮体）
双调九十六字，前後段各九句，五平韵。
《钦定词谱》卷二十四，第十八调。
文\芙蓉月
洛水城边，君与我挽，清明袅柳如烟。
横空霄淡淡，携手赏方垣。
汴梁景，车马驾跚姗，万商来往呼讙。
宋唐盛，一弯水榭，十里勾栏。
饯道舍檐楼下，雪指弄琵琶，吐诉哀怜。
夕阳斜，落日彩霞悬。
青山紫辉融，岚雾几重，相倚堤度前。
月冉冉，柔情缱绻，梦醒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