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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因此，在印度的自然风土文化等基础上，佛教文献必然强烈反映着印度独特的哲学、宗教、文艺等性格。欧洲学者对于印度思想的研究，虽然仅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他们以优异的语言学研究成绩为基础，进而作梵文文献的研究，接着在印度文化的探究上留下许多成绩。
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种领域中，彼此之间具有密切不离的关系。因此，欧洲学者的研究方式，是以梵文文艺作品的校订出版、翻译、研究作为梵文文献研究的主轴，而以宗教、哲学、文学等文献作为广义的梵文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韦伯（A. Weber）、弗格哈（J. N. Farguhar）、温特尼玆（M. Winternitz）等人的著作。温特尼玆的著作即中野义照与大佛卫合译成日文本的《佛教文献》（《印度佛教文学史》中之一册，1923）。此书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检讨印度佛教文献及文学的重要著作。
欧洲人将所有佛教教典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32视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去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的学术界也大体依循此法去研究，并开始使用‘佛教文学’这一语汇。例如前引温特尼玆的《印度佛教文学史》，或深浦正文的《新稿佛教文学物语》二卷（1952），即其显例。
由于大乘佛教的‘非佛说’论争，促使大乘经典的成立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了急速的进步，甚至将大乘经典视为文艺作品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如佐佐木月樵的《华严经の新しき见方》（《月樵全集》卷五所收，1928）、和哲郎《法华经の考察》（《心》十卷一～七号所收）等即是其例。被视为学术用语而使用的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佛文学等词汇，也是依据欧洲学者所采那处理佛教文献的态度。
以佛教文学闻名的佛教文献是︰譬喻、本生、因缘（nida^na）等类作品。这些作品是以世俗信徒为对象，具有教训譬喻意义的故事类文献。此外，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教典，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就狭义的譬喻文学而言，有《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Divya^vada^na》，以及《本生鬘》（Ja^takama^la^）。就编辑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谭’而言，有巴利所传的本生故事等多种；而称为‘Nida^nakatha^’的一群圣典也是承袭‘本生谭’而编撰的故事集。
这些名为譬喻、因缘、本生的故事类，几乎皆与佛传有关，因此，也都属于佛传文学的素材。佛传文学的代表作除了有《大事》、《方广大庄严经》等书之外，还有佛教诗人马鸣所撰的《佛所行赞》。在大乘佛教以前的赞佛文学方面，有马鸣的《孙陀利难陀》、摩咥里制吒（Ma^tr!cet!a）的《一百五十赞颂》（S/atapan~-ca^s/atkastotra）、《四百赞佛颂》（Catuh!s/atakastotra），以及戒日王所作的戏曲《龙喜记》等书。
大乘兴起以后，从赞佛乘的立场而编纂的大乘经典，其编纂意趣迥异于向来的出家佛教与学派佛教所传承的圣典。大乘经典使譬喻文学等系统形成更为进展的赞佛乘文学，因而开拓了以戏曲、文学为基础的宗教文学的新领域。如般若、华严、法华、涅盘、宝积、诸经集等各经类皆属之。除了这些佛教教典被称为佛教文学外，论及佛教思想或大量引用佛教教典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佛教文学。
佛教文学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描写了城市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活动，具体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面貌。二是发展了梵书、奥义书里已经出现的诗文并用的文学形式，以及同样流行很久的用譬喻说理的诗歌体裁。前一方面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后一方面虽然是史诗等许多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是佛教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和内容。这两方面的特点都是出于民间文学，正是从佛教早期的社会基础产生的。
佛教文献中的寓言、传说、故事显然来源不一，艺术加工的程度也不齐。有的只是附在经律说教中的简短的插入成分，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独立的作品。在比较完整的插话或独立作品中，有的叙述简略，词句公式化，只是为了说明某一教条的例证的提要。有的却已经是文学创作，把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加以渲染，词句经过修饰，结构也费过工夫。
整个说来，这些作品都没有脱离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和史诗一样，只是对前一时期说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本类型的最高艺术水平。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而且可以用我们的观点看出作者所宣传的思想的反面。在艺术上，它们虽往往不及后来的古典作品精致，但保留了古典作家所不及的民间文学的朴素风格，而且有些优秀的部分是后来的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过或没有赶上的。我们要承认这些佛教作家对于印度古代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肯定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这类作品译成汉语是从三国到唐代初叶的许多印度和我国的和尚的功劳。他们所译的原本并不是巴利语的传本，因此编订和叙述等等互有不同。巴利语文献中许多故事内容都分别有大体相当的汉译，而汉译文献中还包括了一些另外的作品。这些译文反映了汉语文体的时代特征，也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作的主要风格，成为我国的文学遗产。
佛教早期经典中的诗歌在汉译的五言（也有四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中失去了原诗的许多文学技巧特点，往往成为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歌诀。但是在印度，这些说理的诗句却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些佛教国家里曾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诗章的内容是腐朽了，不再能吸引人了，但是在当时却带有清新的气息。这种广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的诗，用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在当时是新鲜的道德思想，正和婆罗门的一些那时已经陈腐而且难懂的诗句成为对照，而与史诗里的一些格言交相辉映。这样的体裁显然是出于民间的歌谣、谚语，到后来一直是古典文学中几乎不可缺少的成分。形式单纯而且音调和谐因而便于记诵的，巴利语经典中的一些诗句，当时必然产生过很大的宣传效果，至今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佛教国家里为人们口头传诵。
在巴利语文献中，这类诗中最流行的是编在《小部》里的《法句经》和《经集》。这是佛教徒经常诵读的一些经文的编集。三国时（三世纪）开始汉译的《法句经》有四种不同译本，内容比巴利语本多，但有些巴利语的诗汉译中却没有。《经集》有五部分，前四编共有五十四篇经，第五编是包括十六部分的一篇长诗，全书共七十二篇诗体经文和部分说明背景的散文。汉译的经由于派别不同，没有这一个集子，但是其中多数诗散见于汉译许多经、律、论中。这证明了它们是佛教早期流传的作品，各派都保留了一些。
《法句经》是在上座派佛教徒中最受尊崇，传播最广的。巴利语本共有五二三节诗，分编入二十六品。除个别诗节外，每节是‘颂’体的四句诗。内容是基本教义和道德教训。在我国新疆曾发现《法句经》梵语本的一部分。这说明古时各传本的语言也有不同。巴利语本开始便是确立唯心主义和业报的两节说心是主要的，幸福和痛苦随善心、恶心而产生，正像车轮跟随着牲畜的蹄子，而且如影随形。汉译的《法句经》有三十九品（章）。开始却是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生就有灭，像陶器一样。‘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常者皆尽，高者亦堕，会合有离，生者有死。’这些含有素朴辩证法思想的诗句在巴利语本中却不见。《法句经》在巴利语文献中有详细的注释，里面说了许多故事。汉译的《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也是包含了散文注释的本子。由于派别不同，《法句经》在我国佛教徒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经集》的第十六篇《吉祥经》，共十二节诗，是斯里兰卡佛教徒经常诵读的。这里面扼要表达了这一派佛教关于立身处世道德要求的要点。汉译《法句经》的最后一章〈吉祥品〉大体上相当于这一篇经，但是有所不同。汉译本中有这样带进步倾向的两节，巴利语本却没有︰‘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亦不祷祠神，是为最吉祥。’‘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慈意，修仁安众生，是为最吉祥。’可是巴利语本的强调出世的一节，汉译本却没有︰‘世间法所触，而能心不动，无忧、染，安隐，是为最吉祥。’显然是派别不同，思想有异，经文也就不一样了。看来汉译的经文包括得更广一些。
此外，佛教文献的文学成分中还包括一些神话性质的作品。这在巴利语文献中较少，而在汉译文献中很多。这是关于佛陀和菩萨的一些传说的加工发展。从内容性质和文学体裁说，这和另一些非佛教书籍是同类著作。
在文学领域方面，佛教的诗歌散文混合体裁，对我国文学有很深的影响。在形式方面，佛教经典多是用白话翻译，因此促进了白话的使用。例如禅宗的语录，就是用一种简单，直接的通俗流行语言写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文学，加添了丰富想象的题材。
道家的文学如《庄子》，显示出中国人不乏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传统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典，总是比较规矩、拘谨和着重实用，因此影响所及，这种神秘的想象便渐渐减色了。儒家所著重的是日常的道德伦理及社会责任，历史意识很强，涉及神话、故事时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经典译出，由于印度人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大的创作自由和丰富的想象力，天堂、地狱、世界，数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数；时空之广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于一般比较重现实关系的中国人来说，确能令他们眼界大开，惊异不已。佛经中的这种想象，我们可引《法华经》中的一段第七品为代表︰
‘佛告诸比丘，乃经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中略）彼佛灭度已来，甚大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磨以为墨，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展转尽地种墨。于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中略）能得边际知其数否？彼佛灭度以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
面对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中国人乐于重新运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明代的长篇巨著《西游记》和《封神传》。《西游记》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内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经之惊险历程，幸得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等沿途保护，力伏群魔，几经艰苦，才安然到达目的地。《封神传》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并有诸神参与，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大话西游’。另外，有些人认为若看过《封神传》一书，他一生都会说谎话。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头脑亦变得丰富、浪漫、自由起来，从而产生明、清两代的神魔怪异小说。
宗教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66文学：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信仰文学：狭义上说信仰文学是基于宗教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广义上说文学是一种表达方式，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个人认为信仰不一定是对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是对人，对物，对自然的一种信仰。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据日内瓦论坛百报报导，经国际联合宗教会票选，佛教获得全球“最佳宗教世界”奖。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合宗教会（ICARUS），基于提高并促进宗教和灵性的融合与交流之度目的，于是年七月投票决议赋予佛教团体最高荣耀奖，一致表决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
这个奖项是由二百知位宗教道领袖共同参与的国际圆桌会议投票决定的。会中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宗教领袖并没有选择自己的宗教，而是把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佛教，虽然佛教徒只占ICARUS会员版的极少数，但得票数与呼声却最高。国际联合宗教会的研究主管伊卡罗斯认为，佛教能赢得世界最好宗教的荣耀称号，是因权为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以佛教名义进行的，与其它宗教明显不同。
伽蓝菩萨是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