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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时期（1905-1931）
电影诞生不久，就传入了中国。
1906年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的沈阳人任景丰在北京利用他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拍摄三天，共成三本。内容是著名京剧泰斗谭金培主演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当时出现“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由此奠定了中国电影的起始点。1913年摄制了我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原名《洞房花烛》），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导演，依什尔摄影，共拍摄了一个月。影片详细地叙述了旧社会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故事，批判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这部影片与以前的戏曲影片有着明显的区别：①它有一系列影像活动，有电影创作意识；②具备了戏剧电影样式的雏形；③具有干预社会、批判现实的创作倾向。因此，它开中国电影片种、样式、和创作方法的风气之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17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首次注意到电影，他们自筹资金，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以自制自销的经营方式，开始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真正起步。
1922年2月，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率先筹建“明星影片公司”，此后，该公司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出品最多、历史最长的一家制片机构。据《中华新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国内各大城市注册的电影公司多达17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淘汰，最后只剩较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明星”、“天一”、“联华”等影片公司。
中国电影就是在这样混乱状态中发展的。当时公司林立，队伍复杂，思想混乱，艺术质量参差不齐。正在这时，电影艺术和技术的最大革新成果——有声电影于1926年8月6日在美国诞生了。不久传入中国，同年12年16日在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进行了试映，这是中国有声电影的开始。1930年，“明星”怀着极大的勇气，开始了中国有声电影片《歌女红牡丹》的摄制工作。影片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次公映，成为中国最早的蜡盘发音的有声片。1931年，中国开始了片上发音有声片的试制工作，从此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走向成熟。
二、成熟时期（1931—1949）
（一）、左翼电影运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它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新道路。1931年9月，通过的“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钢领》指出：“除演剧而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九?一八”事件之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广大观众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强烈要求电影走现实化、大众化的道路。许多电影公司的老板迫于经济压力，也开始摇摆不定，改造中国电影混乱状况的时机成熟。因此，明星公司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于1932年通过关系，邀请夏衍等左翼文化工作者来公司从事编剧工作。夏衍向党的地下组织作了汇报，1933年3月，在中共地下领导人瞿秋白亲自过问下，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随即在电影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首先抓队伍建设，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的新文艺骨干输送到各影片公司，团结大多数爱国电影工作者，全力推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左翼电影运动。二是抓电影评论，电影小组除创办左翼电影工作者自己的刊物《电影艺术》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合法途径在上海各大报纸的副刊上开辟电影批评阵地，坚持以“每片必评”的方式作出观点鲜明的评述，以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三是抓剧本创作，源源不断地向各影片公司的导演们提供剧本，使1933年成为公认的“中国电影年”，当年及往后涌现出《狂流》、《天明》、《都会的早晨》、《三个摩登女性》、《渔光曲》、《神女》、《上海24小时》、《春蚕》、《姐妹花》、《铁板红泪录》、《盐潮》、《民族生存》、《船家女》、《劫后桃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风云儿女》、《壮志凌云》等四十余部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的进步影片。
总之，左翼现实主义电影，在题材上具有广泛性和社会性，涉及了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在思想上具有深刻性和鲜明性，始终贯穿反帝反封建的主线；在人物塑造上具有生动性和典型性，创造了一批下层社会小人物的艺术形象；在创作方法上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艺术形式上，完备戏剧式电影样式，对电影手法、语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因此，这批左翼现实主义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
（二）、抗战及战后电影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迫于军事上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11月上海沦陷，大批电影工作者离开上海，中国电影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而当时的抗日中心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武汉。许多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先后群集武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阳翰笙任主任委员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拍摄了突出抗日战争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以及五十部左右的新闻纪录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制”迁往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也由南京经芜湖迁往重庆，阎锡山的西北电影公司由太原经西安迁往成都。此后，“中制”出品的故事片《保卫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等；“中电”出品的故事片《中华儿女》、《万里长空》等；西北影业公司出品的故事片《风雪太行山》、《老百性万岁》等，致使中国电影在抗日战争初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少数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和一些小制片商，仍然曲折地从事着影片创作。他们主要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摄制了一些“鼓励人群向上，坚持操守”的古装片，如《木兰从军》、《孔夫子》、《苏武牧羊》等，借古人衣钵表达爱国情，民族志。在中国电影史上称为“孤岛电影”。
1940年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破坏国共合作，掀起反共高潮，迫使抗日救亡影片的摄制工作陷于瘫痪，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或者去延安，或者转入戏剧战线，或者赴香港继续从事电影创作。因此，抗战后期，中国电影十分萧条和冷清。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揭开了中国电影新的一页，奠定了人民电影发展的坚实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利用从日寇手中接收过来的电影制片厂和新建电影制片厂，排挤民营电影公司和进步电影，迫害进步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电影实行反动恐怖的特务统治。
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了粉碎国民党独霸影坛的梦想，一方面总结和吸取了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经验，利用“官办”的制片基地拍摄了一批优秀和比较优秀的进步影片，如《遥远的爱》、《天堂春梦》、《还乡日记》、《乘龙快婿》、《追》、《幸福狂想曲》、《松花江上》等等。他们还团结“文华”、“国泰”、“文同”等影片公司，拍摄了《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表》、《大团圆》、《无名氏》、《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另一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进步电影运动的开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昆仓影业公司，摄制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31、《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等影片。无论在编剧、导演、表演以及摄影、音乐、美工等方面，这些影片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史上第二个高潮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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