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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颇多，在此略述几中典型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持这类观点的不在少数。
2． 意识形态分歧7a64e78988e69d83365论
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死我活”的境界。但是，“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骆晓会语）我以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没有更原则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不至于走到破裂的边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旁观系破裂的催化剂。（孙泽学、唐年新语）
我个人其实并不同意意识形态分歧论，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国家之间的差异，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亨廷顿就划分了两个政治分类维度，在他的划分中，中苏和美英是在一个维度中的。真的是交流无界限。当然，中苏关系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万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不想重复历史唯物论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只是想说，领导人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在那个时代，中苏俩国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
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视野》 中共党史研究,1997）
4． 冷战思维论
40 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亦不例外。“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事件其实并不足以导致双方最后的决裂，但是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显示了双方的不默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越来越容易争吵而且互不妥协，冷战思维在其中是有影响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总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472987.html?si=1
里面百有你度想内要的容
在冷战期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边境冲突；罗马条约签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