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

崇祯皇帝遗言：“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死去无颜见祖宗。故去面冠，以发覆面，任贼分割，无伤百姓一人！”古人多重身后事，就是亡命之徒，也希望能落zd个全尸。崇祯皇帝却说：“任贼分割，无伤百姓一人！”人们发现崇祯帝尸体时，见其披发掩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内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容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吴三桂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纵观吴三桂的一生
　　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汉奸国贼吴三桂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此时，三藩之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这个在历史上以投机见长的精明人，已经把所有筹码输了个精光，正处于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窘境。对于个人的即将身死，吴三桂可能并不是很恐惧，他恐惧的乃是对家族未来的深深忧虑，他太了解这些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半野蛮人的狠辣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于弥留之际，吴三桂留给家族的遗言竟是“何苦!何苦!”。吴三桂说“何苦”，似乎在说何苦要造反，但他一系列投机反复、顾私利而弃大义的行径，又是“何苦”呢?
　　何苦之一：
　　1644年，吴三桂是一个能够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就明朝方面而言，三桂所部是当时关外唯一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就清朝方面而言，扼守辽东最后屏障的吴三桂，绝对是其进取中原的关键;就李自成方面而言，争取了吴三桂就等于争取到了自身政权的大门。吴三桂对自己天下瞩目的现实可谓洞若观火，但他既不贸然降清，也不为报效明朝，更不想替李自成效力，而是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以图自保。三个鸡蛋上跳舞，天底下哪有这么舞技高超的演员?到头来，还是难逃鹰犬的命运。
1644年初，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吴三桂身上，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但吴三桂逡巡顾望，犹豫前行，此时他考虑的是保存自身实力、待价而沽。李自成攻取北京后，吴三桂决定投降李自成，但得知家产被夺、爱妾被掠后，立即反戈一击，他考虑的还是一己私利。与李自成的决裂后，吴三桂料定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不惜引狼入室，向清朝致信求援，并许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酬谢，但却没有料到多尔衮哪里稀罕这些，人家要的是天下、是政权。结果吴三桂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成了清军入关、屠戮华夏的开路先锋，成了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何苦呀!
　　何苦之二：
　　吴三桂降清后，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统一建立了特殊的功勋，遂开藩设府，镇守云南，割据一方，做起了土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藩王地位，吴三桂特向他的老上司洪承畴询问自固之策，洪承畴老谋深算地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吴三桂恍然大悟，乃以边疆不靖、土司作乱为借口，要挟清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7廷给予他节制督抚、专制一方的全权。自此，吴三桂在云贵一手遮天，独揽军事、用人、财税大权，并与西藏、蒙古互市茶马，不断扩大势力。
　　殊不知大一统的天下，岂能容忍割据势力的存在?吴三桂势力的恶性膨胀，必然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安。度过困难期的清廷一旦缓过劲来，鉴于历史上的藩镇之祸，不可能不对吴三桂等三藩痛下杀手。而吴三桂竟不知收敛，尚作着“世镇云南”的美梦，部下亦“杀人越货，毫无畏忌”，搞这些岂不是招来更大猜忌?何苦呢!如果说做汉奸尚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但在天下已经统一却还要以一己之私而拥兵反叛、最后落得个身死家亡，那又是何苦呀!
　　何苦之三：
　　三桂反叛，若能真的将清廷赶出北京，尚能为自己挽回一点恶名。但吴三桂本质上不过是个守财的老地主，其气度、见识难成大事。没有金刚转还要揽瓷器活，何苦呢!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铤而走险，叛于云南。反叛之初，吴军势如破竹，至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已拥有云、贵、湘、蜀等数省，兵锋直抵长江。此时，谋士刘玄初建议吴三桂乘势“疾行渡江，全师北向”，三桂若行此举，反清复明，号召遗民，或能成就大事。但吴三桂却犹豫不决，竟幻想与清廷划江求和。须知造反这事自古华山一条道，有去而无还，吴三桂这种缺少战略眼光、未进而先思退的愚蠢做法，令其丧失了绝佳的机会。
　　此后，吴三桂虽已失去了北渡长江、与清廷逐鹿中原的战机，但他若按照谋士们的建议，“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亦有可能如南北朝故事。若“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建立巩固的后方，也有可能与清廷做长久对峙。但吴三桂却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池，进一步贻误了战机，给了康熙帝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这些都说明吴三桂战略短视，绝非成大事之人!
何苦之四：
　　吴三桂尽管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但这家伙还图虚名，自立为王。这个举动注定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真是何苦呢!而且在1644年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吴三桂开关引敌，并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使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耻与之为伍。因此，呵呵，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所以，对于吴三桂的举兵，很多明朝遗民置身事外，当时著名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指出，“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认为吴三桂绝非可以成就大事的人。
　　何苦之五：
　　吴三桂错失先机后，稳住了阵脚的康熙帝开始从容调度，迅速反击。康熙十五年，局势逆转，三桂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只能据守衡阳，苦苦支撑，其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此时，吴三桂为做最后挣扎，竟又学石敬瑭故事，许割地纳款，乞求蒙古出兵，以挽回败局。看来对于当汉奸卖国这事，吴三桂真是乐此不疲呀。但蒙古人并未理会他，吴三桂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何苦呀!
　　何苦之六：
　　走投无路之际，吴三桂自感无力回天，大势已去，乃“姑称帝以自娱”，这又是何苦呀。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吴三桂称帝，定国号为“周”。据说吴三桂称帝时，突然有一条黑狗登其案而坐，吴三桂因受强烈刺激，顿时口不能言，很快就病死。如果这条记载可靠的话，这真是对吴三桂称帝做了一个幽默的注释。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在“何苦，何苦!”的悲叹中病死，时年六十七岁。吴三桂死后，他苦心经营一生的割据集团分崩离析，可谓树倒猢狲散。康熙二十年十月，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家族被屠戮殆尽。历史把吴三桂推上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只是他的表演效果却只能用“何苦”来形容。或许大喜大悲，才能大彻大悟，但历史却根本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给予吴三桂一个遁入空门的机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何苦呀!
崇祯帝临终遗言内容：“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7a64e78988e69d83364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明朝大难临头了。

　　“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

　　“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

　　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

　　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

　　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其中有何隐情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汉奸国贼吴三桂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此时，三藩之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这个在历史上以投机见长的精明人，已经把所有筹码输了个精光，正处于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窘境。对于个人的即将身死，吴三桂可能并不是很恐惧，他恐惧的乃是对家族未来的深深忧虑，他太了解这些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半野蛮人的狠辣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于弥留之际，吴三桂留给家族的遗言竟是“何苦!何苦!”。吴三桂说“何苦”，似乎在说何苦要造反，但他一系列投机反复、顾私利而弃大义的行径，又是“何苦”呢?

何苦之一：
1644年，吴三桂是一个能够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就明朝方面而言，三桂所部是当时关外唯一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就清朝方面而言，扼守辽东最后屏障的吴三桂，绝对是其进取中原的关键;就李自成方面而言，争取了吴三桂就等于争取到了自身政权的大门。吴三桂对自己天下瞩目的现实可谓洞若观火，但他既不贸然降清，也不为报效明朝，更不想替李自成效力，而是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以图自保。三个鸡蛋上跳舞，天底下哪有这么舞技高超的演员?到头来，还是难逃鹰犬的命运。

1644年初，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吴三桂身上，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但吴三桂逡巡顾望，犹豫前行，此时他考虑的是保存自身实力、待价而沽。李自成攻取北京后，吴三桂决定投降李自成，但得知家产被夺、爱妾被掠后，立即反戈一击，他考虑的还是一己私利。与李自成的决裂后，吴三桂料定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不惜引狼入室，向清朝致信求援，并许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酬谢，但却没有料到多尔衮哪里稀罕这些，人家要的是天下、是政权。结果吴三桂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成了清军入关、屠戮华夏的开路先锋，成了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何苦呀!

何苦之二：
吴三桂降清后，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统一建立了特殊的功勋，遂开藩设府，镇守云南，割据一方，做起了土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藩王地位，吴三桂特向他的老上司洪承畴询问自固之策，洪承畴老谋深算地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吴三桂恍然大悟，乃以边疆不靖、土司作乱为借口，要挟清廷给予他节制督抚、专制一方的全权。自此，吴三桂在云贵一手遮天，独揽军事、用人、财税大权，并与西藏、蒙古互市茶马，不断扩大势

殊不知大一统的天下，岂能容忍割据势力的存在?吴三桂势力的恶性膨胀，必然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安。度过困难期的清廷一旦缓过劲来，鉴于历史上的藩镇之祸，不可能不对吴三桂等三藩痛下杀手。而吴三桂竟不知收敛，尚作着“世镇云南”的美梦，部下亦“杀人越货，毫无畏忌”，搞这些岂不是招来更大猜忌?何苦呢!如果说做汉奸尚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但在天下已经统一却还要以一己之私而拥兵反叛、最后落得个身死家亡，那又是何苦呀!

何苦之三：
三桂反叛，若能真的将清廷赶出北京，尚能为自己挽回一点恶名。但吴三桂本质上不过是个守财的老地主，其气度、见识难成大事。没有金刚转还要揽瓷器活，何苦呢!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铤而走险，叛于云南。反叛之初，吴军势如破竹，至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已拥有云、贵、湘、蜀等数省，兵锋直抵长江。

此时，谋士刘玄初建议吴三桂乘势“疾行渡江，全师北向”，三桂若行e68a84e8a2ad7a686964616f338此举，反清复明，号召遗民，或能成就大事。但吴三桂却犹豫不决，竟幻想与清廷划江求和。须知造反这事自古华山一条道，有去而无还，吴三桂这种缺少战略眼光、未进而先思退的愚蠢做法，令其丧失了绝佳的机会。
此后，吴三桂虽已失去了北渡长江、与清廷逐鹿中原的战机，但他若按照谋士们的建议，“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亦有可能如南北朝故事。若“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建立巩固的后方，也有可能与清廷做长久对峙。但吴三桂却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池，进一步贻误了战机，给了康熙帝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这些都说明吴三桂战略短视，绝非成大事之人!
何苦之四：
吴三桂尽管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但这家伙还图虚名，自立为王。这个举动注定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

真是何苦呢!而且在1644年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吴三桂开关引敌，并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使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耻与之为伍。因此，呵呵，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所以，对于吴三桂的举兵，很多明朝遗民置身事外，当时著名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指出，“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认为吴三桂绝非可以成就大事的人。

何苦之五：
吴三桂错失先机后，稳住了阵脚的康熙帝开始从容调度，迅速反击。康熙十五年，局势逆转，三桂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只能据守衡阳，苦苦支撑，其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

此时，吴三桂为做最后挣扎，竟又学石敬瑭故事，许割地纳款，乞求蒙古出兵，以挽回败局。看来对于当汉奸卖国这事，吴三桂真是乐此不疲呀。但蒙古人并未理会他，吴三桂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何苦呀!

何苦之六：
走投无路之际，吴三桂自感无力回天，大势已去，乃“姑称帝以自娱”，这又是何苦呀。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吴三桂称帝，定国号为“周”。据说吴三桂称帝时，突然有一条黑狗登其案而坐，吴三桂因受强烈刺激，顿时口不能言，很快就病死。如果这条记载可靠的话，这真是对吴三桂称帝做了一个幽默的注释。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在“何苦，何苦!”的悲叹中病死，时年六十七岁。吴三桂死后，他苦心经营一生的割据集团分崩离析，可谓树倒猢狲散。
康熙二十年十月，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家族被屠戮殆尽。历史把吴三桂推上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只是他的表演效果却只能用“何苦”来形容。或许大喜大悲，才能大彻大悟，但历史却根本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给予吴三桂一个遁入空门的机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何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