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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曾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1]“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的欲望，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2]
一.黑暗势力的摧毁
惠特曼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废奴立场上，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废奴战争，为北方联军的胜利战斗呐喊。内战前的《面团人之歌》(1850)和《在朋友家里受了伤》(1850)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时期，诗人的诗篇是革命的号角，歌颂反对奴隶主战士的英勇行为，把林肯当做反蓄奴制的战士、民主的代表来描写(《当紫丁香在庭中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内战后，诗人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和道德的堕落，鞭挞了资产阶级各类人物的残酷和贪婪(《致政府》)。诗人对蓄奴制下惨遭压迫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自己之歌》中，作者描写了他怎样救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受伤逃亡的黑奴，让他复元后到北方去，而且赞叹了黑人健美的身躯、圣洁的灵魂和远大的前程。在《敲吧！敲吧！鼓啊》这首诗中，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把战争放在首位，奋勇走上前线。诗人还把目光投向世界，写下了一些声援欧洲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诗篇，如《欧罗巴》、《永挂在心头的一个思想》、《向世界致敬》等。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沫若《女神》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一切阻碍新生和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的极端痛恨上，并力图将他们摧毁。《风凰涅槃》对整个旧世界发出强烈的诅咒和控诉，把旧世界比作“屠场”、“囚牢”、“坟墓”；对宇宙万物发出“天问式”的质问，正是诗人对现实失望和愤慨情绪的曲折反映；在滔滔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沉睡、哀朽、死尸似的生活。郭沫若对旧中国的黑暗并非只是苍白的展示、无力的呻吟和悲观的叹息，现实的沉痛和争取解放的艰辛激发他诅咒、反抗黑暗社会的战斗豪情。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写道：“啊啊!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律吕)哟!”诗人颂扬“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实际上是颂扬“五四”时期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总之，惠特曼和郭沫若都以战斗者的姿态向黑暗的现实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草叶集》和《女神》吹响了摧毁旧世界的战斗号角。惠特曼生活的时代特征是反蓄奴制度，而郭沫若生活的“五四”时代特征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启蒙”与“救亡”成为中国的“双重”时代主题。因此，“女神”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显然比“草叶”沉重和艰难。惠特曼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诗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他对社会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郭沫若则不然。虽然“五四”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的主轴是经过改装后的泛神论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在他的文艺思想里生根开花，但正如诗人所说：“十月革命对我是有影响的——虽然没有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和光已经感受到了。”[3]思想上浸润着社会主义素质的郭沫若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显然比惠特曼深刻得多。
二.理想世界的蓝图
惠特曼一生酷爱民主自由，他以民主歌手自任，憧憬正义、自由、友爱的民主国家。在《斧头之歌》中也抒发了民主的思想，设计了一个“伟大的城池”：那是一个富足繁荣的地方，“没有奴隶”，市民“勤俭谨慎”，人人平等，总统、市长是人民的公仆，妇女与男子的权利相同，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相亲相爱。这种理想社会虽然涂抹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朦胧色彩，但充分露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北方资本原始积累和南方蓄奴制的残酷性。诗人把这种理想作为政治立场和民主信仰的艺术表述，客观上否定了现存社会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在《火路之歌》中，诗人直接呼唤为民主而斗争。诗中写道：“走啊!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健康，勇敢，快乐，自由，好奇；/走啊!从一切的法规中走出来!/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的和没有灵魂的神父哟!”
郭沫若的《女神》不仅吹响了向旧世界进军的战斗号角，而且是热情讴歌民族和祖国新生的华丽篇章。“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整个中国呈现出崭新的气象。祖国新生的景象，也鼓动他自我新生的信心和勇气，燃起了他弃旧图新的强烈愿，写下了《凤凰涅槃》这不朽的时代颂歌。它既是诗人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涅槃。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它“象征祖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4]。尽管当时诗人对新社会的图景和构架还十分朦胧，但在当时却鼓舞着“五四”的时代青年，“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女神·序诗》)，“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女神之再生》)。
总之，惠特曼和郭沫若这两个时代的歌者，在各自的思想基础之上构筑理想的大厦。惠特曼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人生的目标、社会理想都笼罩在“博爱”的光环下，他所展示的“充满着永恒的伙伴之爱”的“伟大的城池”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由于离开对社会本质的正确剖析，他的政治思想和乐观主义显得空洞。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尽管比较驳杂且以泛神论思想为主轴，但毕竟在“五四”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浪潮的冲击下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而且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感受到“太阳的光热”。因此，《女神》对新世界的理想构架虽然有些朦胧，但却因对旧世界的深刻揭露而使他理想的大厦，在破土动工时地基深厚。
三.人与劳动的颂歌
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开始就竭力肯定人的价值，歌颂人的力量，以反对封建教会的神本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在惠特曼的《草叶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中都得到了新的发挥。
惠特曼在《自己之歌》、《斧头之歌》等诗篇中描写了从事各种劳动的工人、农民、渔夫、水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在《职业的歌》一诗中，诗人写道：“你美国男女工人们，/有你们自己神圣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35的、强健的生活，/其他任何东西都应该让给这种男人和女人。”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同时，诗人歌颂了劳动的伟大意义。在《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中，作者讴歌了开拓者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雄姿。
“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烛照下，“人的发现与觉醒”仿佛初生的朝阳照亮了一切、激活了一切。郭沫若的《女神》就是一组“人”的赞歌，诗人把对“人”的颂歌投射到对自我、对劳动者的咏叹上。《晨安》里，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向宇宙一切新生的景物和叛逆者道晨安，“他有如一个巨人，脚踏喜马拉雅山，身披白云，沐着晨风，俯瞰着江河海洋，长城旷野，呼唤着年轻的祖国，先驱俄罗斯，东方的各民族，呼唤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和他的开国者，呼唤着为民族解放的诗人、战士”[5]。在《地球，我的母亲》诗中，诗人赞美“炭坑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人”，把煤矿工人称为“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把农人称为“全人类的保姆”，表现出对他们的敬慕。在《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颂扬了清洁工人。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崇敬和倾慕，是追求新生、改造自我的动力，明显表现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诗人如此热情地追求、赞颂个人和民族的新生，完全出自对祖国的热爱。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诗集中虽然都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热情赞颂和着力描绘，但又不同。惠特曼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博爱”光环的迷惑，没有看到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他对受苦的劳动人民仅仅是同情。而郭沫若则不同，在“五四”民主思想影响下，“劳工神圣”的思想已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郭沫若对劳动、劳动人民的歌颂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如果说惠特曼对人的颂扬尚有自然主义的描写成分，那么郭沫若则力求避免这些描写给作品带来的消极影响，而着力写人的“伟力”。
四.对科学技术、文明进步的肯定
当欧洲的风车和机车在太平洋海岸奏起轰隆绝响的工业革命的交响乐时，科学与技术的理性旋风荡涤着整个美洲。惠特曼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颂扬了科学技术给美国带来的科技文明。他赞叹科学的威力：“看啊!/明察秋毫巍然高耸的科学，/如同高峰上俯视现时代，/连续发出绝对的命令。”(《常性之歌》)他称道化学家、地质学家、数学家的工作，要“为实用科学欢呼”(《自己之歌》)。
“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化和文明进步的两大力量，“若舟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无法摆脱“奴隶之羁绊”，就没有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没有科学，就会陷人“迷信”、“无动妄作”而不能自拔[6]。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实用论、怀疑论、未知论的方法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等理性思想使他们在思维活动中力求达到思维的清晰。郭沫若在《女神》诗集中充溢着理性的精神，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热烈歌颂都市物质文明。诗中写道：“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烟筒都开着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
如果说惠特曼歌颂的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本身，而郭沫若则歌颂的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一种伟力。这正是两位诗人的最大不同，这既是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地域环境、民族本性使然，也是诗人自身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潮、文艺思想和创作个性不同使然。
五.自然风光的图画
《草叶集》中有许多描绘自然风光的诗，无论是雄伟的自然现象，还是那细微的生命迹象都能激起诗人的赞颂之情。山川旷野、纤草弱枝，都显示着奇迹般的美，都是宇宙之谜的启示。诗人说：“我的脚在大地上践踏流露出一百种感情，/我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写出使他们满意的叙述。”(《自己之歌》)惠特曼认为，大自然“不是小的主题”，“人们希望诗人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他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灵魂的道路”(《草叶集》序言)。所以，惠特曼并不是从唯美主义出发，单纯描写大自然的美，也不像欧洲某些浪漫主义作家描写自然是为了消极遁世、迷恋过去，表现出种种神秘悲观的情绪，而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赞颂，表现劳动者和大自然的和谐以及充满生机活力的美国人民蓬勃向上的活力。诗人呼唤大海：“请以多情的浪潮向我冲击，我定能以同等热爱报答你，/叱咤风云，任性而风雅的大海啊，/我也是简单而又多样，/愿和你融为一体。”
郭沫若视自然为朋友、爱人、母亲。如果说惠特曼的自然风光诗力图表现人和自然的和谐，那么郭沫若的自然风光诗则力图将自我融化到自然中去，或对物倾谈，或化物为我。他的自然风光诗中，跳动着强烈的生命、火热的情感和无穷的创造力。在歌颂自然的诗中，歌颂太阳的诗最多，也最能体现诗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阳礼赞》中，诗人用全部的热情去迎接那“光芒万丈”的太阳，他请求太阳，“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鲜红的血流”，“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沤”。在《日出》中，诗人愿意做太阳的“运转手”，用“亚坡罗”的雄光把一切的暗云驱除净。同惠特曼一样，郭沫若的自然诗中也洋溢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折射出诗人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自由和新生的思想。在《心灯》中，诗人从金黄色的衰草中听到“快向光明处生长”的急切呼声，看纸鸢在空中飞翔便觉得那是在“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马克思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真罗唆，滚开!没说够的傻瓜才有临终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