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想的科幻艺术-科学幻想的科幻风格

俄裔著名小说家纳布可夫有句耐人寻味的名言：“科学离不开幻想，艺术离不开真实”，或许正是科幻艺术的最佳写照。
科幻中的科学并没有任何局限，天文、物理、生物、化学、机械、电子都可以提供很好的题材。除了自然科学之外，社会科学同样能作为科幻的素材。
实际上，科学可能性的大小必须保持适度的大小才能保证科幻的吸引力，对技术的幻想要求过于严苛往往限制了想象力的展开，而幻想的科学含量过低，则失去了科幻的本来意义。
在科幻爱好者中盛传的一则“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是这样的：“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可以说，这比一个精确的定义更能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30概括科幻小说的特质。
科幻为人们提供了幻想的平台，文学文化交流的平台。它为人们接受某些超自然现象做了思想准备——在读过科幻的人们中更容易接受或理解新的现象或未知的事物。科幻之所以是科学与人的桥梁之一是因为它具有前瞻性。并且这前瞻性具有警世的作用－－它关注现在又高于现在，从现在预言未来，从现在中思考远古，思考未来，思考人类、生物乃至地球、太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未来！它的题材既有厚重又有活泼，形式多样，无疑激发了人们的从童年时期就有的好奇心。它的深厚的思想性与思考性是人智慧的精华，思想的结晶。

乔治·本福德（GregoryBenford）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的去思考和梦想未来的方式。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认为：科幻小说是真正关于未来的社会学研究。特里·卡尔（TerryCarr）认为：科幻小说是关于未来的文学，讲述了我们希望看到--或者我们后代看到的--明天的奇迹的故事，这段时间也许是下个世纪，也许是无限的时间延伸。
是的，他们讲的都不错。但他们只是提到了科幻文学里的一种——预言类科幻小说。绝大部分科幻作品，根本和预言没有关系。
以科学技术某些真实的前沿课题为素材创作的科幻小说，属于预言类科幻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事件完全取材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课题。在所有科幻作品里，它们恰恰是数量最少的一类。
把握这个概念的重点，是“真实的前沿课题”。凡尔纳经常被外行称为伟大的预言家。但如果按照预言类科幻的严格定义去考查，只有《海底两万里》和《征服者罗比尔》才算得上预言类科幻小说。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都在说，是凡尔纳在这篇小说里发明了潜艇，其实潜艇当时早就存在了，凡尔纳只是考查了当时的潜艇技术，以及海洋学研究现状，以这些知识为素材，写成了自己的小说。
在《征服者罗比尔》中，凡尔纳具体考查了当时的一个前沿课题——比重大于空气的人造物体能不能飞行。作品一开始便记录了当时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人造飞行器的前途是飞艇，一种认为将是比重大于空气的飞行器。只有后者才能克服气流的阻力。
威尔斯早期的作品都与预言无关，而是他自己的创意。到了后期，他开始写现实中存在的科研课题。在《获得自由的日子》里，威尔斯描述了一次核战争。当时，核物理学家发现了“半衰期”现象。于是在这部作品里，核弹被想象成一种可以不停爆炸下去的武器。与后来真实的核弹有本质区别。
《夜班邮船》也是一部预言类科幻。吉普林写下这部作品时，飞艇早就在天空邀翔。他是综合了实际存在的科技知识，把飞艇的前景描述出来。
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也偶尔创作个别作品，为自己的研究扩大影响。如齐奥尔科夫斯基便将他的分级火箭原理写成科幻小说。后来在科幻小说领域中也出现了如《太阳风帆》、《天堂的喷泉》等描写某个具体技术发展前景的作品。另外还有如心理学家，开行为科学一派先河的斯金纳创作的行为科学幻想小说《沃尔登第二》等个别例子，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们写了一些精确描述“核冬天”之类灾难的预言作品。这些作品一次次提醒着人们的理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牢固建立了核战争等于人类集体毁灭的概念，为人类最终告别核战威胁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防火墙”。如今，关于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科幻作品也在不时为人们敲响新的警钟。这些都体现着预言派作品社会价值。
在中国，预言类科幻极少有人触及。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达到“小说”水平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便是一篇预言类科幻。作者童恩正是考古学专业工作者。《古峡迷雾》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作者在小说里，假定巴人残部最终消失在崇山峻岭中。可以对比童恩正的《石笋行》，也是一篇考古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考古发现：一枚被称为石笋的奇异石碑，是外星人的火箭，最终升空上天。“消亡在大山里的古部落”，“和外星人留在古代的火箭”，显然作者相信前者，并不相信后者。后者只是个写故事时的假设。
《珊瑚岛上的死光》让童恩正名声暴起，远播于科幻圈之外。这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制造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受此启发，两年后童恩正便创作了这篇佳作。至于它发表于十几年后，不是作者的责任。《珊瑚岛上的死光》写的是激光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前沿课题。
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小说。远古时代，印弟安人曾经凭独木舟来到欧洲，这是作者的一个推论。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推论。也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北方的云》。将渤海湾的水蒸发，再送到内蒙古，作者自己也不会把它当真，只是在小说里运用了各种知识，把它写得以假乱真而已。
王晋康创作《生死平衡》时，其素材是一本叫《平衡医学》的书。涉及了对西方现代医学某些问题的讨论。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属于真实的前沿课题。缺陷将导致的危机。刘慈欣的《地火》则是一篇对煤炭工业前景的预言作品。郑军在短篇《人口危机》里，描述了未来社会人口负增长问题。而其长篇《惊涛时代》，则取材于海洋学的一些尖端课题。甚至，一些真实的中外海洋学家都穿插在这部作品里。
预言类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是科学本身的不断前进。很多不接触科学工作的人，只是从学校里接受学科教育。把自然科学教师误认为科学家。将科学视为僵化保守的体系。实际上，科学工作的主体便是发现和发明。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传承旧知识，而在于发现新知识。在这个基本动力推动下，整个科学，以及它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断地扩大知识领域。这就需要一线科学家必须有前瞻能力。下一卷里，笔者会从未来学和科学预测两方面，谈到科学的进步。
而预言类科幻小说，正是把科学家们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变成文学形象进行表述。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个误解，科幻小说并没有作出过什么预言。它只是表现了科学家的预言。
科幻小说家常常拥有“预言家”的美誉，而其原因，与算命先生差不多：“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偶尔正确的预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科幻之路》三卷457页）。实际上，即使是这些正确的预测，科幻作家也不是原创者。
迄今为止，笔者没有搜集到任何一部科幻作品，其中的科学预言完全由作者本人完成。所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预言，事先都是由科学家提出的，科幻作家只是拿来把它们当成素材。其实，科幻作家也从未标榜过自己作出了某某发明。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什么发明创造，第一件事不是写成小说，而是到专利局申请专利。而专利局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为鉴别他确实是这种发明的首创者。
如果有人相反驳我这个观点，希望他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某篇科幻小说里确实存在着有科技意义上的新发现。哪怕一篇也行。在第一卷里，笔者对科幻中的科学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现在笔者还要在此强调一句：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预言，是科幻作家独立作出的！
笔者1999年在《中国科幻之路》中正式提出“预言式科幻小说”。当时，虽然认为“真正的预言”数量极少，微不足道，但毕竟还拥有几个实例。现在笔者倾向于认为，科幻小说根本不存在有独立科学价值的预言。所有的预言类科幻，都是借鉴了科学界已有的成果。对照《科幻纵览》以前的各个版本，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把科幻小说当成预言，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一是只看到预言类科幻小说这一种，二是对科技史的无知。毕竟，与论文专著相比，小说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有多少人读过《海底两万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十九世纪潜艇技术的发展情况呢？
将预言类科幻当成科研成果，或者把写科幻当成科学研究，这给科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北师大科技史专家田松先生长期跟踪研究“民科”现象：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又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正常的联系。但却认定自己作出了某某重大发明创造。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虚无飘渺的“科研”上去。他的研究可参考《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不幸的是，以此书内容为参照，科幻界里的“民科”为数不少。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不是一回事。这些“民科”关于科幻的言论，恰恰授人以柄，在社会舆论中造成一个科幻的负面印象。 抒情类科幻多具有散文特点。它不以题材见长，而是文笔优美，感情婉转愁怅为特点。雷·布雷德伯里是抒情类科幻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作品，如《浓雾号角》、《火星纪事》等等，都有怀旧倾向。而抒情风格则是这种倾向的文字外表。
詹姆斯·冈恩的《冰中少女》，也是一篇典型的抒情科幻。新的冰川期来临，人类移民赤道附近，北方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主人公里德留守在家乡，目睹着冰川一天天逼近。冰川中一具少女的尸体，成为他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全篇并没有什么离奇的情节。主要篇幅都用来描写里德的恋乡之情。
泰利·比森的《地球老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描写了一个外星殖民者对地球的怀念。情节淡化到极点。姜云生甚至直接将它称为科幻散文，而不是科幻小说。
中国科幻作品里，抒情作品极少。可以举出的例子，是何海江、饶骏合作的《飞越海峡的鸽子》。 荒诞手法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特点。这类作品以反逻辑的叙述方式，映照出现实社会本身的荒诞色彩。在科幻作品里，运用荒诞手法的很少。大部分科幻作品都有明晰的“自设逻辑”。并且要用逻辑性的语言来讲清它们。
詹姆斯·冈恩是运用荒诞手法的代表。他的《来自外星球的礼物》、《绿色拇指》、《玩具熊》等，时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把这些小说与他传统叙述风格的科幻作品，比如《长生不死》、《人类之声》等放到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区别。
中国科幻作家中，韩松是使用荒诞手法的代表人物。他的几乎所有短篇都难以理清逻辑脉络，更多是刻画出一种杂乱、怪诞、莫名其妙的气氛。《逃出忧山》是荒诞科幻的代表作。其它如《末班地铁》、《赤色幻觉》、《超越现实》等等，也有浓厚的荒诞色彩。同时，韩松还创作了比较写实的科幻作品，如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短篇《青春的跌宕》，把这两类作品放到一起比较便可以看出，作者对荒诞风格的追求是一种创作上的自觉。 赋予科幻小说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殊为不易。但也有一些不错的例子。冯尼格特便用短短的篇幅，轻松活泼地写下了《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对战争狂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星新一以微型科幻见长。在方寸之地打出漂亮的拳招，幽默笔法必不可少。郑渊洁的《黄金梦》也是少见的幽默科幻。其风格近乎无厘头。王晋康作品风格偏重于厚实，大气。所以轻松滑稽的《美容陷阱》、《完美的地球标准》便尤其显得突出。郑军的《虫飞蚁走也惊魂》，也是幽默科幻的代表。
虽然许多科幻作品都有些轻松的谈话，幽默的情节。但以幽默风格为特色的科幻作家尚未出现。这也算是科幻文学发展的一个小方向吧。 恐怖小说被视为一个文学门类。甚至和科幻、奇幻并列为三大幻想文学门类（《想象的艺术——20世纪科学幻想、恐怖和幻想艺术》，美国弗兰克·罗宾逊等编著）。笔者对此颇为不解。因为这是把题材和风格搞混了。任何题材，现实与超现实，过去和现代的，都可以被处理成恐怖风格，也可以不被处理成恐怖风格。恐怖与科幻是“横”与“纵”的关系。
一部小说恐怖与否，需看它的主要事件是否是悬念。悬念不同于悬疑。悬疑是未解之谜，而悬念则是让读者能够提起心，吊起胆的情节。它不一定就是未知的。比如典型的恐怖风格科幻片《异种》，开始部分就交待了背景：科学家接受到外星电波中传来的遗传信息，用它培育出一个外星人。这个人逃出基地，到处寻求男性，以便通过交配产下后代。而男人与之交配后便被她杀死。这部电影里没有悬疑，只有悬念：外星异种如何去害人。处在危险中的人能不能逃脱她的杀害。
如前所述，从哥特式小说发展来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30的科幻小说，早期作品里多具有恐怖色彩。《弗兰肯斯坦》、《化身博士》都是典型的恐怖科幻小说。二十世纪后，它们被改编成许多版本的恐怖科幻片。凡尔纳和威尔斯不以恐怖风格见长。但前者也创作了恐怖科幻《喀尔巴迁的古堡》，后者的《隐身人》、《莫洛博士岛》也有明显的恐怖色彩。在第五卷里，笔者将介绍“大片”时代到来前的美国科幻电影。由于特技手法不过关，早期美国科幻片多选择恐怖题材，通过制造悬念来吸引观众。上一章介绍的“新哥特科幻”，几乎全部是恐怖风格的科幻。
说到恐怖科幻，还要提一个特殊的例子。被称为“恐怖小说家”的斯蒂芬·金，其作品既有奇幻题材，也有科幻题材。他的《修剪草地的男人》描写了人的意识如何被改造为虚拟的电脑程序，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科幻片。他的《死亡区域》也是典型的科幻小说。不过，以笔者所见，这部封面上印有“恐怖小说”字样在中国发行的作品，风格上根本不恐怖，而是一部正剧风格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