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哥们还是姐们啊！！我也是泰医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午和一晚上，很难找，累死我拉，下面的是，我已经总结了。不过两个问题分得不是太清楚，您再仔细研究一下！别忘了把最佳答案给我，哈哈，分水不留外人田……
　　一、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自然环境概括起来具有下述四种对人类社会的
　　重要功能，从而提供了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经济效用.
　　1、大自然是人类的栖息地。新鲜的空气、清洁的
　　水源以及肥沃的土地等环境要素，都是人类生活和
　　繁衍的必要条件;缺少了它们，人类就无法生存下
　　去。
　　2、环境是社会生产劳动的对象.人类利用自然
　　资源生产各种商品与劳务，以满足自身物质和文化
　　生活上的种种要求.所以说，自然环境是人类经济发
　　展的物资基础.
　　3、人类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废弃物，最终都
　　要排放到环境中去，并经过扩散、积存或同化等自然
　　过程，转变为对人类无害甚至有用的物质.作为废弃
　　物的排置场或接收体，环境具有自动净化和控制污
　　染的独特功能。
　　4,清风丽日、山明水秀，旅游的胜地，娱乐的佳
　　境.这些优美的大自然条件，更进一步为人类的精神
　　生活与社会福利提供了物质资源。
　　二、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
　　实践证明，经济发展的确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环
　　境问题，但又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提供足
　　够的物质条件，更好地解决环境间题。
　　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它们之间
　　可以彼此协调，互相促进。环境保护并不是经济发展
　　的负担，而是保护生产力，是生产向深
　　度和广度进军的动力，同时也是消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32费的对象，也是整
　　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

　　自然环境以生态系统的形成制约社会的发展
　　因这是理论界的共识，这里仅简议三种制约途径。第一，它以系统优化平衡程度制约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社会需求包括生态、物质、精神三种，前者是基础。生态需求是人类对优美、整洁、舒适、丰裕的生态环境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也满足不了其他两种需求。生态环境系统优化平衡度愈高，三种需求的满足度亦愈高，反之愈低。第二，生态系统以其有限性制约社会的发展。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整体，其普遍自然前提和特殊自然前提都有限。其中可再生的是有限的动态变量，不可再生的基本是常量。它消解人类污染的能力也有限。因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类向自然索取和排污的总量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说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规模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承受力，否则它就要“报复”人类。第三，它以生态平衡规律制约社会的发展。生态平衡规律是各子系统及其规律（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规律等）相互制约、协同和综合平衡的总规律。人类在利用这些具体规律“人化”自然时，即使注意遵循它们，如果忽视了生态层次的相互制约、相互协同和平衡，仍会违背生态规律，受到与违背程度成正比的惩罚，直到毁灭人类。归根到底，这种制约将规范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合理地进行，导致人口生产模式、资源利用模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模式由现行对立性向和谐性转换。
　　总之，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是“人化自然”使之发生优化性或劣化性的量变和质变；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则如上所述。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经历着原始统一、对立统一、和谐统一三大阶段。原始统一已包含对立统一，因生产力极低，人为的劣化被自然的优化抵偿而未显。对立统一显现于毁林农耕，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加深，商品经济阶段趋向激化而出现地环质态向星环质态总体转化和毁灭人类的危机。人类的本性完全能在危机总爆发之前觉醒，实现社会总体发展模式由双重对立性向双重和谐性的转换。
　　〔注〕

　　唯物史观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自然环境提供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影响生产部门的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发展方向，通过对生产发展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所谓环境问题，是指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滥用，使得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有一个地球，所有的人都是这同一个地球的居民，没有一个问题像环境问题这样真正地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人类必须坚持并切实执行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

　　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江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

　　环境的一般概念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周围事物。中心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随之不同。我国《环保法》中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产、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保护就是采取行政、经济、科技、宣传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环境保护的内容大体可分两方面：一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保护城乡环境，保持乡土景观，减少和消除有害物质进入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环境的调节净化能力，确保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库的持续发展，保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二是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即防治在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污染物质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环境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中央把环境与资源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但环境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竣，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染和农村面临污染问题又接踵而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我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与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反映。有些同志认为环保与经济发展是对立的，认为要保护环境必然要牺牲经济的发展。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可以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美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今，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标志。用环保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坚持实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关键。

　　自然生态的破坏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

　　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环境基础，除直接影响经济生产力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环境施加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造成生产力下降等看得见的经济损失外，还会影响到地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投资环境。

　　1) 生态环境恶化会影响到地区生产力的提高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唯物史观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自然环境提供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影响生产部门的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发展方向，通过对生产发展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所谓环境问题，是指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滥用，使得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有一个地球，所有的人都是这同一个地球的居民，没有一个问题像环境问题这样真正地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人类必须坚持并切实执行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
　　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检举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中国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联合国改革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联合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zhidao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其它四项参考：（下面网址）回

困境1“美国化”倾向
困境2“钱袋子”危机
困境3发展问题成鸡肋
困境4谁来监督联合答国？

http://www.chinajilin.com.cn/2004zhengwen/2005-09-18/2586.htm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荡与恢复阶段（1945年～1961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1948年成立的政府为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其生产设施几近毁灭。1953年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韩国经济停滞的时期，但是，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结果一种佃农耕作制度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政府实施的几个重要政策目标，成为60年代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1953年至196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3.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0.7%。
（二）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1992年）。1961年5月，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不均衡发展等战略，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开发。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这一阶段又细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可谓外向型经济形成时期。“一五”期间作为振兴出口、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步骤之一，1965年韩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达到7.6%。1962年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美元增至81亿美元，增加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二五”计划结束时的1971年，出口额由1962年的5480万美元增至10.68亿美元。

70年代是韩国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继续推进自立经济建设、解决发展不均衡时期，也是重化工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针对韩国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提出“各地区均衡发展”、“划时代地扩大出口”、加紧“重化工业建设”等目标，改善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为了继续扩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2%，创造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纪录。同时，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31%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24.8%。“四五”计划期间（1977年～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5.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朴正熙总统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重化工业投资失控，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尽管如此，应该说整个七十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新村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局在宏观调控上的失误，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1971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由95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加5.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亿美元猛增至150.6亿美元，年均增长39.7%。

进入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波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改革，在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五五”计划（1982年～1986年）和“六五”计划（1987年～199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韩国出口增长率超过进口，贸易赤字逐渐减少，1986年终于出现盈余。1984年～1985年韩国同其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后，进入低汇率、低油价、低国际利率的所谓“三低”时期，使出口连续几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达到11%，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6757美元

（三）调整改革发展阶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开始实施第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可是，1992年12月当选的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民选总统金泳三，1993年2月上台后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年～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与中国建交。由于韩国具有的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和对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设备投资增加等因素，199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6%；1995年也保持了这种良好势头，增长甚至超过1994年，达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由于日元升值导致韩国出口下降和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回落为7.1%，可是，在这一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基本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开始韩货价值暴跌，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漩涡之中。97年11月末，韩国可用外汇储备降至73亿美元，陷入无法支付外债之困境。韩国政府不得不于当年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金融救助，并于12月1日与IMF签订了金融救济协议。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救助计划实施后，不稳定的外汇状况随着1998年1月韩国政府同国外债券组织签订短期外债向中长期转换的协定后开始趋于稳定。以IMF的金融救济为契机，韩国摆脱了全国范围的危机。而受到金融危机洗礼的韩国经济，九十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调整改革中的韩国经济，于2000年显示出有力的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2001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增长3.8%。2002年新当选的卢武玄总统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经济施政纲领。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7.0%。而2003年仅增长3.1%，国内生产总值为6012亿美元，人均为12646美元。

纵观韩国经济的发展，“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研究，韩国经济的主要转换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为1963年～1983年。1963年随着第一次经济五年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业化正式启动。1970年韩国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韩国经历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机，1980年负增长后经济得以恢复，并在经济稳定基础上促进自律化、开放化。”而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挫折之后，韩国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并取得了初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66步成效。

韩国不同历史时期促进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评价
通过韩国经济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促成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从世界经济发展宏观角度来讲，韩国处于后发展国家可以利用更发达国家技术革新成果，“浓缩”工业化进程之优势地位；以及超越传统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一个出口国需先在本国国内市场上充分收集消费者偏好使其成熟后再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漫长过程；还有对像韩国这样资源匮乏国家，战后节约资源型技术得到的快速发展，使其经济发展中资源匮乏束缚得到大大缓解；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即“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而后者比前者受益更多”又一次得到部分验证。而从韩国本身来讲，政府实施的以下几种经济增长战略不能不为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政府的“定向”和“导向”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作用。对韩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政府规划、指导、管理和调控经济。其主要手段是：首先，运用经济开发战略，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向。韩国政府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经济活动重点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出“重化工业化”经济开发战略，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等。其次，根据经济发展远景目标，制定五年经济开发计划，以自由与计划相结合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发计划。第三，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法规及措施并加以执行。第四，韩国政府首脑亲自干预经济。由于政府将干预经济活动视为其重点职能之一，所以，政府最高层直接干预经济、直接处理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是比较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在韩国当时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由政府充当其经济活动的总指挥。政府主导经济的主要手段为宏观经济决策、计划指导、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干预，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等。然而，这种依靠政府主导，30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自有其弊端。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制度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由于政府主导的企业制度、金融支持政策的安排，造成了企业对政府的强力依赖。韩国大企业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竞相不计后果地扩张，沿着规模扩张的路径走下去。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大企业集团没有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技术创新；企业的高负债、财务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集团的制度缺陷，终使企业管理失控。到1997年金融危机时，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也就不难理解了。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另一弊端在金融体制上表现显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是一个金融市场，根据市场信号运用市场运行规律，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相关部门中去，推动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可是在韩国，其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使然，金融业的职能仅是行使政府指令、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政府决定利率、存贷、投资等，使金融机构丧失了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因，大量的呆账成为其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扭曲与滞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所有弊端都展现给国人，使其始于90年代初但又未能痛下决心的改革调整不得不真正使上轨道。政府由此转向旨在减少干预、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秩序、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上。政府这种由主导经济向重点规划经济的角色转变，使如三星电子这样的大企业集团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韩国现任总统卢武玄当政之初提出的四大经济施政纲领，并非言之无物。首先提出确立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具体包括建造易于创业的环境、构筑透明公正的竞争机制、构筑先进的金融基础系统和进行财政税收改革。在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中，提出要用东北亚时代的视野，构筑以物流中心基地与国际化金融为两翼、围绕信息高新技术产业的商务中心。而建设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和面向广阔未来的农渔村社会都有具体内容及实施方案。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基本完成其使命，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

（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六十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继续发展以进口替代产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民族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尽量不进口或少进口；其二，面向世界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通过广泛的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选择后者，使韩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充分发挥了韩国当时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效地弥补了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资本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势，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对来讲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源于其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概括起来韩国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比较优势为其出发点。针对缺乏原材料、资金不足但劳动力丰富的现状，韩国决定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其二，适时地进行结构调整。保持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能够适时地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其三，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出口。尽管这些优惠政策，如直接补贴，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但在出口企业的发展初期，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不平衡增长战略。韩国在增长方式的选择上，理论上受经济学家哈士曼（A.D.Hirschmann）的“不平衡发展论”的影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牺牲部分产业和工业部门而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业，通过发展重点产业来积累资金，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⑰]。在财力、物力和技术积累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因此，选择“倾斜式”的重点投资，“不平衡中求平衡”发展，采取“先工后农”，“先出口后内需”，“先轻后重”，“先大后小”，“先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后一般产业”，“先增长后稳定”，“先速度效益后技术效益”，“先内涵后外延”，“先效率后公平”以及“先增长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

对于韩国所推行的这种不平衡增长战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62年至1971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重点发展投资省、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增加出口创汇，以此增加对基础工业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资金的积蓄，取得显著成效。而70年代初期起，由于重点转向重化工业过程的过急过猛，出现了对重化工业的重复、过剩投资，降低了经济效益。再则，效率与公平上的不平衡，出现经济增长之同时工潮迭起等并非完美之现象。但从本质上看，应该说不平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交错的平衡增长。

（四）与国际经济变动协调的产业政策与国际化发展战略。韩国在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以其协调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其产业结构。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推行国际化，力图把其企业全面推向国际市场，按照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冷战结束后，随着愈来愈多的国家重视发展经济，韩国更加强调其经济的国际化、世界化发展，同样，这符合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

（五）高科技与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及其人力资源要素的支撑。韩国历来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而此战略得到产业界的普遍赞同，认识到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的素质。韩国的大企业大都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职工训练所、人力开发院等职工培训机构。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现任总统卢武玄提出的“构筑技术中心的社会”经济施政纲领，体现了韩国在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中，以高尖端科学技术立国的志向。

背景：
　　在过去60年中，联合国改革7a64e4b893e5b19e336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20世纪90年代以前，联合国的改革基本上属于程序性范畴，并未触及联合国的基本结构以及如何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等重大原则问题。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以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环境恶化和生态灾难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从根本上对联合国的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机制提出了挑战。2003年3月，美国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本已“处在十字路口”的联合国处境更加艰难，新一轮联合国改革已刻不容缓。当前，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60年前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是否仍能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在新世纪是否仍能继续有效发挥作用？2004年12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了“联合国名人小组”关于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以下简称“名人小组报告”），强烈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希望2005年能够成为“联合国改革年”。

　　现状：
　　联合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安理会的改革。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都曾努力争取获得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而以墨西哥和巴基斯坦为首的一些国家却对此设置了重重障碍。非洲联盟则组成了另一股势力。非盟提交了一份非洲国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议案。在出现了这么多分歧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也根本用不着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改变现状了。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迄今取得的成绩之一是人权委员会被取消了。取代人权委员会的是人权理事会。
　　所有理事国都将受到审核。必须做到公正和透明。所有的理事国必须就人权问题表态。公民社会，体和国家机构都必须参加审核。建立这种多元化的审核是这个跨国体系中真正的新开端。
　　联合国的第二项已经实施的改革是建立了稳定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兰盔部队的派驻准备工作和协调工作。这个机构还负责汇集战争地区的一些经验。比如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重建工作。安南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协助国家摆脱战争走向和平的一个转折点。”
　　安南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在下一阶段就联合国的体制管理进行改革。

　　前景：
　　国际政治现实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安南的改革建议虽然用心良苦，但与国际现实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故还有待世界各国对此作出分析评判，难以在短时期内被国际社会所采纳。而即便是得到采纳，最终要想成为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更需要经过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及安理会一致同意的漫长过程，故绝非易事，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