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东北军最后哪去了？

过程

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的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建成11个军，达30000余人。

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63区，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的原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的主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1945年10月20日，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等同志向东北局移交了组织关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行撤销。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联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地位

1、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2、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先遣队和重要方面军。

3、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生命线”的一把尖刀。

4、东北抗日军民的苦战奋斗事迹是中华民族伟大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

扩展资料：

据记载，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的规模已发展到3万余人，抗日游击区达70余县，形成了南满、北满、吉东三大游击区。

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部队频繁出击，袭击日伪据点，以此扰乱日本侵略军侵华后方基地，给关内抗日部队以有力的配合。

1937年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不断往东北增兵。对比悬殊的兵力，加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抗日联军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到1940年末，抗联部队仅剩一千余人。

以3万人的兵力，对抗70万最精锐的日本关东军，1931年至1940年间，让敌人付出了十余万的伤亡代价。

1945年9月初，抗联指战员随苏军反攻东北。他们迅速占据了佳木斯、牡丹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57个战略要地，为十万大军由关内挺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北抗日联军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东北抗联抗战14年

全面抗战以后,东北军的结局
第67军
军长吴克仁。全面抗战爆发后,第67军参加淞沪会战.吴克仁军长阵亡，官兵伤亡惨重而老蒋却给吴将军扣上个临阵脱逃的帽子，将67军番号撤消。余部编人蒋的嫡系。67军被老蒋彻底消灭。老蒋的这一卑劣作法，令吴将军沉冤40余载。后来国民党军队里仍然用67军的番号，但与东北军已7a64e4b893e5b19e332经无任何关系了。

第五十七军
军长缪瀓流．全面抗战打响后，该军江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41年初缪被免军长职，该军番号撤销.所辖第111师、第112师改隶鲁苏战区，后又改编为暂编第8军、暂编第9军，再后来又改为第12军，霍守义任军长。其中第111师起义，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到抗战胜利时，该军已经被老蒋改造完毕。该军在解放战争中于山东战场被我军歼灭。

第五十三军
军长万福麟（1938年12月21日万辞军长职．周福成继任 ），53军东北军中寿命最长的一支。唯其长是因为他没有被老蒋改造过。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53军即在河北参加抗战，后参加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和鄂西及缅北滇西作战.抗战胜利后,53军一度驻防越南.，1946年被调往华北，再后来开往东北，沈阳解放时，该军一部分起义，大部分投诚，周福成拒绝起义被生俘。

第五十一军
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第114师。该军于1937年秋隶属第三集团军参加了津浦路北段作战。1938年又相继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1939年牟中珩接任军长，1942年牟中珩他调，周毓英接任军长.1944年3月鲁苏战区撤销后，该军直属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1945年隶属第十五集团军，该军曾参加豫中会战。到抗战胜利时，该军已经彻底蒋化。该军在我军解放上海时被歼。

第四十九军
军长刘多荃，后为王铁汉.抗战期间参加过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浙赣会战.到抗战胜利时,该部被彻底改造为蒋家军, 1946年整编为第四十九师, ,军长王铁汉改任师长。同年在苏中被歼大部,重建后调往东北,并恢复第四十九军番号。在辽沈战役中全军覆没

骑兵第二军
军长何柱国。1941年5月何升任副总司令，徐梁接任军长 1943年徐梁升任副总司令，廖运泽接任军长。该军先后参加过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豫南会战，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和豫中会战。这期间该军一直由何柱国指挥。抗战胜利后，何柱国被挂了东北保安副司令的虚职，骑兵第2军被撤消建制。

骑兵第三军
该军由骑兵第二军之一部编成，以郭希鹏为军长，隶属陕甘宁边区。归傅作义指挥。1945年7月被撤消。

东北挺进军
1937年7月在大同成立．马占山为司令。该部组成有骑兵第六师,反正的伪军,东北义勇军流散人员等,抗战期间隶属帝战区,在绥远抗击敌军.1946年被裁撤 。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滞留了有大批东北军官兵及阵亡将士家属，等待国民政府抚恤、优待。但老蒋对此不闻不问，直到著名的“哭陵”事件发生后，老蒋迫于舆论压力才下令这些遣返故里，一共有两万多人。

参加八路军的情况。
抗战胜利，吕正操率部挺进东北，其中东北籍干部不超过10人。而万毅的渤海支队中东北籍人员只有不到30人了。
东北军就这样消失了。

楼主你好，这个是以前在中华网看到一篇：里面介绍的很详尽，费力找出来希望能帮助你！
　　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有过几年内战，到1922年10月，红军已取得全面胜利。俄国资产阶级滨海地区临时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季捷里赫斯将军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宣布让所有自愿离境者随同出国。
　　在人潮滚滚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罗金将军率领的第一团和莫尔恰诺夫将军的第三团，夹杂着没钱的男女平民逃到了中国境内的珲春附近，总共约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随而至的白俄辗转到哈尔滨和东北各地，人数多达二十万。
　　比较有钱的两千多名白俄则争相投奔斯塔尔克海军少将，买票坐船从海路逃亡。当时斯塔尔克麾下有大小军用船只三十多艘，其中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客轮、货轮、破冰船、军用驳船、军用通信船、扫雷舰、海关缉私舰、快艇等，应有尽有。这些船只早已装满了原有的沙俄海军官兵和军需品，还有与军队挂边的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在这种满员待航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逃亡到滨海地区的白俄难民，又手举卢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为逃避苏俄红军的追赶，这三十多条战船满载九千多难民，驶往朝鲜元山港。但这些逃难船队刚进永兴湾，便受到日本警察的阻拦。斯塔尔克一面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派人与驻元山的各国领事馆交涉，呼吁救助白俄难民。在西方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允许老弱病残5300人上岸，暂居在元山海关的空屋中。
　　在三十多人相继病死后，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最为坚固的舰船，载着三千多人向中国的上海驶去。白俄难民船队开到距上海100海里时，突然遭到强台风袭击，“德德莫夫中尉”号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1922年12月5日，斯塔尔克率领14艘舰船终于驰抵吴淞口。这使中国官方和上海租界当局慌乱不堪。北洋政府立即下令，除有特殊情况者外，白俄难民一律不准上陆。
　　斯塔尔克决定实施小股登陆，但都被中国官兵发现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难民中有朋友和亲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亲靠友。上海当局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好拒绝，于是，沪上军政要人和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美国驻沪红十字会会长白汕脱与俄国难民领袖斯塔尔克、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会办格罗谢等，共同协商解决的方案。斯塔尔克说明舰船上的粮食所剩无几，燃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恳请中国当局允许难民上岸脱离苦海。上海当局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筹款赈济，并当场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难民尽早离沪。斯塔尔克回到旗舰“贝加尔”号，传达中国当局的处置方策，决定力争使中国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儿士官生。几经交涉，中国政府终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沪有亲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陆，其余的人随斯塔尔克分乘12艘较好的舰船前往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180人又到达上海。他们在朝鲜元山将乘用的俄舰卖掉，然后到日本转乘“长崎丸”抵沪。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七百名白俄难民乘俄舰“埃利多拉多号”又到了吴淞口并滞留不走。9月14日，由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率领的两艘战舰又驶进上海长江口，与前艘战舰汇合。中国海军派“永绩”号军舰上前阻拦，并上船检查，发现所载军火颇多，遂限格列博夫48小时内率部离开上海。 　　
　　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强著称，他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的三色国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为达到离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设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们拿出银两买通上海租界当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养病为名，让哥萨克官兵24人一组，轮流上岸休养。格列博夫发现吴淞口浦东沿江有两处房子，被称作验疫所闲置未用，就与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联系，将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2两所房子借给白俄难民轮流居住。
　　1925年春，格列博夫因食物中毒到岸上休养，白俄难民发生冲突，三艘战舰相互开枪开炮，死伤三人。中国当局担心他们闹出更大的事情，就与苏联方面联系。这时白俄难民另一首领阿尼西莫夫将军带74人也向苏联驻上海领事提出请求，被准予回国。另一艘战舰“扎希特尼”号则开往东北，卖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剩下的“鄂霍次克”号年久失修接近报废。格列博夫手下已有40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剩下的120人最后被中国当局收容。
　　时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了上海。其中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700名孤儿士官生，经一年多学习，已有530人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军官，其中170人自愿留在上海。上海当局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难民自哈尔滨南下，这些难民大多一贫如洗，沦入社会底层。
　　正当白俄难民苦不堪言时，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机会。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在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举行大规模罢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急得火烧眉毛。格列博夫敏锐地发现，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兵力极其微弱。于是他大力宣传他指挥的远东哥萨克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供列强保卫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还带领上海租界头目实地察看，列强大员也大吃一惊，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练。 　　当时，上海租界当局正紧急从外籍雇员里选拔青壮年，组织“万国义勇队”，于是拨出专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筹组“俄国义勇队”。大笔金钱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数千白俄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出来，成为“万国义勇队”的主力。这些原哥萨克官兵住在营区被免费供给膳宿，还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雇员，生活一下子变得相当优裕。不久后，上海万国商团的俄国分队被扩大为俄国联队。其他白俄侨民发现这是个机会，也纷纷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求援。此时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停工，急需召募人员。格罗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难民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以此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这正中外国资本家的下怀，于是由俄国联合会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厂和外国人开办的企事业单位派去所需的俄国难民。大多数白俄难民找到了工作，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报酬。大批滞留在哈尔滨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纷纷南下到上海谋生，致使上海的白俄达一万三千五百多人。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白俄义勇队”又追随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蒋介石搜捕和屠杀工人及革命者。为奖赏白俄在上海万国商团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没收的俄国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交还他们，作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的队旗。格列博夫也成为上海俄侨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此白俄难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在哈尔滨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进入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白俄难民参加了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洛契科夫斯基。他1926年来到中国，先任军阀张宗昌属下的白俄铁甲车队指挥，后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莫洛契科夫斯基积极参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他率领白俄勇士组成的一列铁甲车，向盘踞上海北站与闸北的日本侵略者猛烈炮击。后为掩护中国部队撤出上海出了大力，堪称淞沪抗日英雄。其后为重庆特务机关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处架设秘密电台，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莫氏开枪自戕，年仅45岁。
　　近两万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得到了超常发挥，创造了辉煌的俄罗斯东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响的是话剧演出，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轻音乐喜剧、滑稽短剧，在“法国公学”演出严肃戏剧。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作为著名导演，还亲自上台领衔主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聪明误》、《伊凡雷帝》、《白痴》等俄国古今名剧，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普里贝特科娃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的话剧事业，她亲自辅导上海业余剧人演出俄罗斯名剧《大雷雨》。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了作用。
　　白俄音乐家对上海的音乐发展也有卓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的多半成员，都是极有音乐造诣的白俄音乐家，他们每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室内音乐会，夏天则在工部局公园里进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欧洲著名音乐作品。由于白俄音乐家声誉很高，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扎哈罗夫担任钢琴系主任，聘请苏什林等担任教授。上海俄侨还组织了著名音乐团体“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利德钦男声合唱队”、“东正教堂合唱队”等，都很有影响。俄国芭蕾舞在国际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克·彼·马克佐娃1923年来到上海定居，应邀开办芭蕾舞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她又联合塔坡·斯韦特拉诺娃另开设了一所芭蕾舞学校，还联合一些俄国芭蕾舞艺术家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上海，还产生了一批白俄作家，他们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较著名的是俄侨诗人、社会活动家斯韦特洛夫，他出任俄侨文艺团体“上海丘拉耶夫卡”的会长，出版过几个诗集，曾翻译过鲁迅的小说、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阳》。此外，上海还出版了《上海柴拉报》、《斯罗沃报》等俄文报纸。
　　逃到中国来的白俄共有25万，大都与东正教有关。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侨聚居中心百老汇（今大名路）一带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篮桥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还组织起一个颇像样子的教堂合唱队。1927年春，侨居上海的白俄大都迁入上海法租界，在复兴路建起了一幢三层楼、顶上有钟楼的圣母堂。为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为上海白俄侨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侨民还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主显堂（闸北俄国礼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国商业提唤堂等。
　　抗战胜利后，由于苏联对白俄政策的改变，旅居中国的白俄陆续返回了苏联。 白俄涌入中国 1917年中国的北方邻国俄罗斯爆发了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联合贫苦农民，推翻了俄罗斯反动政权，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不甘心失败的俄国资产阶级、贵族、旧官吏，以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组成反革命政权，沙俄将军谢米诺夫也在俄国东部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但这些反革命匪帮，在20年代初都先后被苏联红军击败，纷纷逃往中国。这些人大都是俄国沙皇政府的官吏、军官、地主、商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国人对这些被俄国革命者打倒的流亡者一概称之为“白俄”．以区别于俄国的红色政权的革命者。这些“白俄”在本世纪20年代逃到中国以后，大都寄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总数约20万人左右。因为他们过去大都养尊处优，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逃到中国以后，无所事事，坐吃山空，所以生活上逐渐陷于窘境。为了活下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年轻妇女便沦为歌女、妓女，20～30年代，哈尔滨、天津、上海都有所谓“俄国窑子”（妓院），这些旧俄贵族小姐便在此操皮肉生涯。至于白俄中的男子，有点文化的便在中国人家里教俄语；有点艺术修养的便在舞厅或餐馆当琴师；一无所长的沙俄男人便在中苏边境一带打家劫舍靠抢掠为生了，谢米诺夫所率万余沙俄残军，20年代初便活动在黑龙江五站一带。 张宗昌招兵买马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张宗昌，幼时家贫，十几岁时随其父打过短工、拉过车、卖过布，长大成人后，身材高大魁伟，膂力过人，性情粗野，胆大好斗。18岁时因见有人“闯关东”（到东北闯荡江湖）发了财，便与本村一青年结伴去了东北，到东北后，他当过矿工、干过保缥，参加过日俄战争，到处流浪，后因与人合伙在哈尔滨抢了钟表店，杀死店主，所以流浪到北满当了胡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张宗昌已30岁，他联络了一些胡匪，投机革命，从海参威南下上海，窃取了上海光复军骑兵团长的职务，但张宗昌本不知革命为何物，所以当袁世凯窃国当了总统后，他便投靠了北洋军阀冯国璋，充当镇压革命的马前卒，刺杀了反袁革命党人原沪军都督陈其美，不几年竟当了北洋军的师长。1920年在军阀战争中失败，他又到东北投靠东北王张作霖当了高参。 1922年5月，张作霖在与直系军阀吴佩罕的战争中失败，胡匪高士滨、卢永贵聚众2万余人，组成“奉吉黑三省讨逆军”，趁机宣布独立，反对张作霖。张作霖因新被吴佩孚战败，无力讨伐高、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张宗昌毛遂自荐，说愿去攻打高、卢，“为大帅分忧”。张作霖喜出望外，欣然应允，因他知张宗昌原系“绿林”中人，或可解他燃眉之急。但因手中无兵，只拨给了张宗昌一营宪兵。以一营宪兵来对付高、卢2万之众，人人都为张宗昌捏一把汗。可张宗昌却利用他过去当过胡匪的身份，瓦解了高、卢2万之众，且收编了高、卢匪众数千人。张作霖闻报惊喜异常，为酬其功劳，立即委任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和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 张宗昌自两年前在军阀战争中失利，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虽被张委以“高参”，无兵无权，形同赋闲，而今冒险侥幸为张作霖立了战功，被委以高位，且又有几千匪兵，于是他便想趁机扩充实力。他深知“有了人、枪便有了一切”，此际正是他东山再起之时，于是便在自己的辖区内遍插招兵旗。这时，恰巧有一支拥有万余人的帝俄部队，因被苏联红军击败，窜入中国东北的五站地区，其首领谢米诺夫，闻听张宗昌招兵，便主动前来投效。见了张宗昌，他说，他的部队与红军转战日久，疲惫不堪，如今无饷无粮，走投无路，“务请收留，当效犬马之劳。”张宗昌正在扩军，见有人主动送上门来，喜从天降，于是也就不管是白俄黑俄、中国人俄国人，当即允予收留。这次白俄兵投效，除对自愿退伍给资遣散者外，共收编白俄部队5000余人，步枪6000余枝，另有机枪、野炮、弹药及通讯器材若干。张宗昌将这些白俄士兵单独编为一支白俄部队，由原沙俄军官聂卡耶夫带领，谢米诺夫则被留作军中任顾问。对一些有技术的白俄军人，又编成一支工兵部队。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后，又多次派白俄军官去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等地招募白俄青年，在济南成立了俄国军官教导队。后来张宗昌将白俄兵分别编成骑兵部队、炮兵部队、铁甲车部队。对这些亡命中国的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特别优待，全系双饷（比张部中国士兵每月多一倍工资），且从不拖欠。因而这些俄国亡命之徒也就甘愿为张宗昌效命沙场了。 中国内战中的白俄雇佣军 20年代张宗昌所募集的白俄雇佣兵，中国老百姓把他们称之为“老毛子”。这些“老毛子”，我幼时便见过。他们大都身体高大，性情凶悍。张宗昌出巡时，常以这些“老毛子”骑兵为先导，招摇过市，借以炫示自己的威风。但张宗昌却不仅用这些白俄兵来装潢门面，还用来作战，利用这些俄罗斯流亡者来屠杀中国人。 1924年末当奉系军阀张作霖沿津浦路南下抢占地盘时，张宗昌率先打了头阵。1925年1月5日，张宗昌率聂卡耶夫的先遣队白俄兵到达浦口，渡江后张宗昌将这些神气十足的白俄兵部署在前面，冲锋前进。江苏军阀部队一看见大个子洋兵便胆怯起来，不战而退。5月28日，白俄兵在铁甲车司令车柯夫和米乐夫率领下，威风凛凛进入上海。如入无人之境。因为白俄兵凶悍善战，所以每逢作战，张宗昌总是让他们担任前锋。每占领一地之后，白俄兵手执伏特加或白兰地酒瓶，边歌边饮，招摇过市，或殴打行人，或调笑妇女。20年代，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大都缠小脚，“老毛子”一来，她们纷纷逃难，但因脚小．步履艰难，常被俄兵捉获，“从则淫之，拒则杀之”，所以老百姓对白俄兵恨之入骨，一听说“老毛子”来了，便逃避一空。 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津浦线向北进攻，与张宗昌军在皖北相遇，张宗昌的白俄部队以符离集为据点，向孙军猛扑。好饮的白俄兵一手提白兰地酒瓶，一手提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边狂饮，一边冲杀，赤膊上阵，其凶如兽。孙军一见大个子洋兵，先自怯战，乱纷纷败下阵来，一部分孙军被俘。凶残成性的白俄兵，对被俘孙军，先割去鼻子，再挖去眼睛，又掏出心肝，最后再补上一枪！ 1926年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同讨伐北洋军阀，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927年3月，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张宗昌的白俄铁甲车部队还驻在上海，竟从铁甲车上开炮，轰击上海工人，帮助中国军阀镇压革命。 “老毛子”的下场 从1922年张宗昌招募谢米诺夫率领的5000沙俄旧军队开始，以后又陆续募集了一些白俄青年，使这支国际雇佣军更加庞大。他们在张宗昌的指挥下，南征北战，镇压革命，助纣为虐，干尽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对于张宗昌这种收容白俄用于中国内战的行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曾多次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说这支反苏的白党军队，不但助长了中国内乱，而且影响了中苏人民的友谊，请北洋政府饬令张宗昌立即停止招募白党，并从速解除白俄部队武装，立即遣散，以敦睦中苏友谊。但张宗昌在北洋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不但对苏联的抗议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地招幕白俄人，并且计划将白俄兵扩编成军，张宗昌任军长，白俄军官米乐夫为副军长。张宗昌对米乐夫大加重用，竟委之以7种职务：山东保安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山东第一兵工厂厂长、德州兵工厂厂长、山东皮革厂厂长、第二方面军铁甲车总司令、第二方面军帮办、津浦路南段军运监督。对一般白俄官兵也待遇优厚，以致使这些被苏联红军击败的反革命匪帮，对张宗昌感恩戴德，在战场上为张宗昌卖命。尽管有这支国际雇佣军的帮助，张宗昌仍然没有逃脱败亡的下场。1928年5月，北伐军攻占济南，张宗昌兵败山东，仓促从济南撤退，溃不成军。张宗昌失去了山东这块地盘，也就无力再豢养这支白俄雇佣军，不得不予以遣散，任其生灭。这支白俄军平时不但残害中国老百姓，而且也欺压张宗昌所部中国士兵，更加上他们过去待遇优厚，张部中国士兵早已因嫉生恨；因此，当白俄兵被遣散之际，中国士兵群起而攻之，被殴、被杀者甚众。至此，白俄雇佣兵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为非作歹的罪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