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游戏资讯
是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一、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开始，同年11月2日结束。战役地点在今辽宁省、吉林省境内。
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军力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地区，是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和最大的产粮区，也是侵华日军最早侵占的地区，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场选在东北。
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上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得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为后面两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战役地点位于淮海地区。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淮海战役使国民党称霸中国梦想的破灭。国民党的主要精锐势力在这场战争中,剿灭、收编、逃窜,尤其是其中的嫡系部队的干部。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三、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于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战役地点在平津一线地区。
东北解放以后，据守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一线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已成惊弓之鸟。为了防止傅作义集团南撤西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尤其是和平解放北平，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扩展资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关于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62，使国民党丧失了3大精锐战略集团，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大战役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的激烈较量，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决战。这三种建国方案就是：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百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土中主张“第三条度道路”的人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起支配作用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国际国内诸多条件的不允回许，在两大对立阶级的激烈搏斗中，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很快归于破灭，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就构成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两种命运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光明的新中国战胜黑暗的旧中国，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诞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答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扩展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农村土地的重要政策：
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期间，国家陆续制定了一些土地政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有关土地方面的政策主要规定有：国家和集体建设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并尽量不占耕地；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等。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主要内7a64e59b9ee7ad94338容有：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用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因地制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建设要节约用地，尽量不占少占耕地等。
1979年4月1日，由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开荒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公社开荒应当采取小片、就近、自办为主的方针；开荒社、队一定要种好现有耕地，确保开荒种地两不误等。
1982年12月，修订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13条关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规定，恢复了原来的乡、镇、村体制，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几十年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的历史，后几十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这后一时期的以土地承包为特征的新政策模式使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土地政策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军委三局分配李景瑞、黄荣和我三人到新四军工作，从延安出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正赶上过中秋节。这一次从延安分配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有好几十人，我们一路同行，但做通信工作的就是我们三人。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当时是黄道同志负责，办事处有一部电台，电台队长是袁德钧同志，报务员王振芳、李仕毅。我们三人还到报房去看了一下。后因国民党处处限制我们，不允许办事处设电台，不久，办事处这部电台也回到了军部，成为军部总台的第四台。
我们在南昌办事处过了中秋节，约在十月份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李景瑞同志从军部直接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电台上去工作，很快，黄荣同志跟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指挥部组建通信工作。我留在军部无线电总台任报务主任兼一分队队长。
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胡立教同志，曹丹辉同志是无线电总台队长。在曹丹辉探家期间，我临时代替负责总台工作。
军部先后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
总台：又称一台。总台长曹丹辉兼，报务主任郭隆辉，报务员先后有赖平、张吾道、秦焕臣(后调三支队任电台队长)等，主要联络延安党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
二台；队长罗兴英，报务员有王××……，属统战电台，主要联络国民党第三战区及下属有关部队。
三台：队长温亮彰(现名温诤)，报务员先后有吴茂达(现名吴群)、廖希贤、李仕毅等，主要联络各支队。
四台：队长袁德钧，报务员有王振芳、李仕毅等，属东南分局电台，主要联络延安党中央、长江局、上海和福建地下党，一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难以沟通。这部电台在皖南事变前撤销，合并到其他电台工作。
新闻台：设在政治部，属电总台建制，人员、器材都由电总台负责。主要抄收延安、重庆和国外的新闻。
各台的报务员是经常流动的，很难说清那个报务员就是那个台的。军部的无线电报务训练队毕业的新报务员，一般都要到这四个台上来见习一段时间后才分配到各支队去工作。当时设的四部工作电台，按照国民党军政部的规定，只有二台是合法的。
总台本身的职责任务是：对全军的无线电通信实施组织保障。如：通信人员的培训，通信人员的调动，通信纪律的规定，通信机密的执行和通信器材的储备及对通信工作的检查、指导和总结等。当时每一个电台都是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除报务员外，还有摇机员兼运输员，有警卫人员，伙食也是由他们搞。
三科还有一个“三山办公室”，这是为了保密对外称呼的一个代号，意思是三科设在山上的一个办公室，专门搞侦听破译工作，开始时有四部收信机，十几个报务员。“三山办公室”设在离罗里村二里多路的一个山凹里，临时盖了几间房子。三科长胡立教同志以主要精力抓“三山办公室”的工作，朱承基任支部书记。李树政和我等都到“三山办公室”工作过。
由于胡立教同志忙于侦破工作，通信工作主要由曹丹辉同志主持，后来曹丹辉同志任三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台长。
无线电总台还有一个电训班，主要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听说，电训班开始时由吴志恒负责过，这个人是从三战区派来的，技术很好，但政治面貌不清，后来不知下落。我到军部时，电训班主任是曹维廉同志，曹是一名知识分子，由地下党送来的，会机务，懂英文，会唱歌，工作很出色。电总台还有一个机务房，机务主任张相友(此人在皖南事变前夕，军部非战斗人员向苏南转移时，途中又逃跑回皖南，和房东的姑娘结婚了)，机务员张富根等。
当时我们通信工作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环境和特点，依照我们有限的通信能力，极大地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园满的完成首长交给我们电台的通信任务，有力打击了敌人，保障夺取抗日战争的一切胜利。我们主观上在“迅速、准确、安全”的前提下，做到争分夺秒，使电报做到“随到随发，随收随送”，极大地发挥电台的有力作用。的确，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长经常对电台无微不至的关心，对我们电台人员来说起了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如何加强通信部门本身的联系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①在个别地区情况较为稳定时，则采取随时派人来往直接见面交换情况，凡是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应照办执行，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变动。②在环境恶636f70797a64333劣情况多变的地区，通信干部要一切谨慎从事，紧紧依靠群众，随时请示领导，如有特殊事宜，可随时用电报向上级请示处理。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军部已经陆续撤走了好几批，其中电台有温亮彰、赖平等报务员，非战斗人员基本都离开了皖南，留下来的主要是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一月二、三日，军部机关和部队进行了转移前的动员编组，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编为三个纵队。我们电总台也进行了调整，将电台合并为两个台，一台由曹丹辉同志亲自负责，报务员有郭隆辉、肖克贵、吴茂达等，机务员有郭××、张根富、陈××(知识分子、党员、有三十多岁，菲利宾华侨)。二台由罗兴英负责，报务员有廖希贤、汪××等。
部队行动以后，我们电台在茂林(镇)前通信尚称顺畅，但离开茂林后，通信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原因是，一方面队伍急行军不能架设工作，因队伍强行军力图突破封锁线，迅速向目的地进发，没有特急电报，一般都不可能停下来工作。另一方面，因我们受阻后，部队进入山区处在高山峻岭、路窄人多、前进无路、后退不能，整个队伍施展不开，行动范围越来越小的境地。当时都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形势日趋紧张，情况越来越恶化，在处境危急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二台应付“三战区”的联系，电报也不多，实际三战区是在和我们作表面文章。一台离开茂林镇以后很少开设工作。整个部队虽几天都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但仍坚守在寒冷的高山上，严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敌人夺取了我们的制高点，以猛然的火力向我们射击。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电台人员也夹在突围队伍中，因山高坡陡，在人员拥挤的情况下，所有电台人员未能一块行动，到了深夜，我们几个人(袁德钧、罗兴英、吴茂达和我)一面走一面看，只看到了几个摇机员(记不清名字了)背着机器随后跟进。天朦朦亮时人群仍然争先恐后朝前拥去，大约午后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山顶。可是，山的那边更是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灌木密林，难以起步。但为了突出重围，大家只好用攀枝方法向下步步爬行，因而摔下悬崖绝壁的人着实很多，凡是体弱的人只要几经跌摔势必身受重伤痛苦难忍，有的几乎奄奄一息躺在地下再也无法爬起来，我们电台队长袁德钧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袁在呻吟中说“不要管我了，只求你们赶紧突围出去，寻找我们的队伍，告诉组织，我不能再为革命工作了……。”这些刺人心肺的遗嘱都使我们内心难以忍受。我们舍不得丢下他，但又不得不丢下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的。
我们继续爬行到了山脚下出了山口，不料，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不一会，敌人嚎叫起来，喊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紧接着就是枪声四起，朝着我们射击，当场有不少同志身亡，有的同志负伤，有的同志被俘。我们也深知虎口难逃，便很快跑进路旁的草房内，将机器砸毁，将碎片丢在居民的房子上和锅灶内。这一天大概是一月十三或十四日，我们被俘了。第二天我在敌人押送的途中首先逃脱了虎口，罗兴英、吴茂达两人也接着逃出了虎口，结果我们三人又走散了。
我约走了一个星期，通过国民党的道道封锁线、通过日军活动地区、偷渡过长江，到江北岸后，经过约二天时间才找上我们的部队，通过我的建议后，他们开始准备接应事变突围人员。再往北去，就到了游击纵队司令部，曾希圣同志就在那里。这里还有一部电台，陈达云同志正在电台上工作，这部电台的队长和报务员都是他一个人。罗兴英、吴茂达已先期突围到这里，并已参加电台工作。作为通信人员，我算是第二批到达江北，三人见面，心情都很沉痛。曾希圣同志组织人员穿上便衣沿江巡逻，收容突围过江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江北。以后，曹丹辉和一个译电员一块儿来了，李仕毅也来了，还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同志。盐城新军部还发电报来，了解突围到江北的人员情况。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二月十八日，军委颁布了新四军成立七个师的编制。一九四一年夏，皖中部队和皖南突围出来的人员组建成第七师，军部三科要我留在七师电台工作。留在七师的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通信人员有李树政、李仕毅及后来到七师的王振芳等同志，加上原来皖中部队电台上的通信人员陈达云、郑嘉璜、郭金海等，军部还派了一些报务员来。师部成立了一、二台，李树政为师电台中队长。陈达云为和含支队电台队长，王振芳为沿江支队电台队长，郭金海为皖南支队电台队长，郑嘉璜为挺进支队电台队长。在四二年初，皖江地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变化很大，为了加强七师通信工作，军部特派黄子坤等数人前来加强七师的通信工作，不久经组织批准，师部成立通信科，黄任科长兼电台中队长。当年夏季，皖江地区形势急剧变化，情况日趋紧张，除顽军不断向我袭击外，日本侵略军又以重兵分三路向师部进行围攻扫荡。我记得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师部撤离驻地，向外线转移，行军至拂晓与敌遭遇，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情况极为紧张，人员已被冲散(大部分人员对地形熟悉，自动向南方疏散)，其间约四、五天的时间，我台被迫失去了通信联系，但不几天整个人员又迅速返部，恢复了正常工作。事后检查发现，我们除有一位女报务员受轻伤外，其他无大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情况变化，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时时刻刻都在向我们提醒：①我们是处在敌占区，时刻都在和敌人进行多方面的尖锐的斗争，我们必须加强群众纪律的教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②要严格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无论军事、政治、政策等方面)，特别是电台报务人员对有关通信保密规定的执行，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③对通信部门的整个人员，要时刻警惕在言语上、行动上，防止发生失泄密的现象和行为。
一九四O年夏，上级又派来了一批通信人员，如贾守仁等。这对七师的通信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加强。七师的电台通信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它紧紧依靠党的组织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通信任务，但由于地区分割、交通阻隔、加之战斗频繁，使彼此工作交流十分困难，因而通信保障能力提高得不很快。
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以后，黄子坤科长仍回三师工作。一九四五年，何永忠同志到七师，再次成立三科，何任科长兼无线电台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我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大概学习了半年多时间，分配到军部无线电总队任报务主任兼区队长。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曹丹辉，副科长黄荣。电区队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个新闻台，后来还开设了气象台。一台队长张起信，联络延安；二台(战报台)队长宁波；三台（军事台)队长王子祥；四台队长刘振戈，报务主任曹彬。
电总队机务房机务主任朱连，副主任曹维廉，机务员有张富相等。
这时通信工作已经大大加强，开办了通信学校，训练的报务员大部分到电台，一部分到“立教办公室”搞侦听工作。有线电话通信也普遍使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全国战略方针，与山东军区留下来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在整编中，我从军部调到一纵队司令部三科任科长。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贺敏学。一纵由苏浙军区笫二、四纵队和苏中教导第一旅为基础于十一月份在淮水组成，开赴山东。
一纵三科有参谋二人，刘××和杨××。
电台区队有三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一台队长景国良、二台许××。
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步骑通信)，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各旅(一、二、三旅)有通信股、电台、电话连、通信连。
一九四八年五月，华东野战军调我到野司三科任副科长，科长是李景瑞同志，副科长还有廖昌林、廖辉、郭季田同志。下设股。野司有五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两个电话连，每连都有180多人。
我在这期间分管无线电台工作，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我提出无线电通信要绝对保证通信畅通，做到“去报即发，来报即收，收后即送”，保证质量是根本要求。当然，要做到上述要求必须层层做思想动员工作，明确其自身任务，各负其责，互相配合。要高质量地完成自身任务，必须经常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掌握与了解和本身有关的各台通信联络情况。每次战斗结束后，根据本单位(或个人)在执行和完成任务中有何缺点与收获都做一总结，以利以后工作的提高和改进。
一九四九年二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二十至第三十五军共十六个军、一个特种兵纵队。我调九兵团司令部任三科长，副科长陈光远。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我从野司带了一部电台、几个报务员、一个通信参谋到九兵团去组建三科，兵团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通信人员，共两部电台组成一个电台区队，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两部电台，一台对三野司令部及友邻兵团，二台对本兵团所属各军及兵团后勤部。上述两台的通信联络规定均按三野司令部统一规定执行。
两个电话连，一连(人员设备较为整齐)负责前沿作战的通信联络任务，二连负责战斗行动前和结束后通信联络任务。每当我们接受首长交给的任务后，就派参谋人员跟随各连队，与连队干部商讨有效办法去完成线路架设任务，每完成一次任务，都要写一小结交上级组织。在整个战斗进行中，广泛采用各种通信手段，如步骑、司号、旗语等。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灵活的利用敌人的或地方邮电部门的通信设备组织通信联络，以了解部队的情况。如我军渡江后，敌军溃逃，我实施长距离追歼，在昼夜急行军的情况下，不允许也不可能停下来架设电话，于是我们曾经利用地方电信局的设备了解追击部队的情况。利用他时(指我尚未解放地区的电信局)，首先对其讲明政策，以和蔼的语句，严肃的态度，询问当地当时的军政实情。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他们也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把当地情况告诉我们。他们提供的情况，对我们作战指挥也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首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表示满意。
上海战役开始前，我们通信部门和通信分队，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加紧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各部队通信科都详细掌握了各自使用的明线线路情况，并主动与作战部门和友邻通信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以求及时组织调整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联络关系。在上海战役的全过程中，我们根据其地理条件，军以下的通信，主要采用有线电；兵团部对上、对下的通信，采取有线电、无线电并用。在线路架设上一般采取由上而下，有时也采用由下而上的方法进行架设，各级都非常重视通信人员的思想发动和通信联络实施办法的研究，从思想和技术上保证了通信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离开九兵团到上海市电信局任局长，三科长(后称处)一职由八兵团廖辉同志调任，以后九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于沈阳
当然，现在的话是用卫星的，特殊的波段。